关于养老金的特别报道 纷争之州 纳税人与公共部门员工的对抗 Apr 7th 2011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美国人习惯于在全国层面就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健康状况展开争论,不过,许多人将会被一场发生在其所在州和市政府内的养老金危机打个措手不及。目前,阿拉巴马州小城普里查德(Prichard)便无力支付养老金。这场危机已经暴露出仍在享受收益确定型养老金的公共部门员工与领取金额较少的缴费确定型养老金的私人部门员工之间的潜在冲突,与此同时,后者还得通过纳税为公共部门支付的养老金提供资金。多年来的注资不足意味着公共部门的养老金计划需要缴纳更多的费用,而且时间紧迫。不过,鉴于大多数州定有平衡预算的要求,因此这类缴费只能通过增加税收或减少服务来实现。 公共部门养老金改革具有与生俱来的困难。最重大的义务是向现有雇员许下的承诺。法院的判决已经表明这类承诺不能被收回,各州可能就连限制现有员工养老金权利在未来的增长都做不到。在加利福尼亚州,小胡佛委员会在二月份向杰瑞•布朗州长提交的报告中总结道:法院已将雇员的养老金权利视为“自上班首日起便已确定结构”并对其提供保护。 私人部门的雇主能够改变其养老金计划的结构,而公共部门的雇主却不可以,这一点看起来颇为奇怪。地方政府顶多只能改变新员工的养老金体系,而这一过程将耗费数十年时间方能产生有意义的结果,或者他们可以提高雇员的缴费数额。不过就连后者也相当于减薪,将会带来与工会发生纷争的潜在可能。在威斯康辛州,工会已经接受了更高的缴费数额,但却对限制其协商权利的努力说不。 在很大程度上,公共部门养老金资金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往日政客们开出的远期支票。正如记者罗杰•罗文斯坦(Roger Lowenstein)在其著作《美国衰老时》中所叙述的那样,一直以来存在着一份“恶魔契约”,政客们在其中向工会施以利益,却没有为这些承诺适当地提供资金。 加州圣迭戈市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2002年,该市养老金计划的资金供应比例(即养老金资产占养老金支付义务的份额)跌至近82.3%,这一水平应当触发缴费数额的增长,以此弥补短缺部分。但这需要加税,为了避免那样做,该市与工会达成了以提高未来收益的方式来避免现在增加缴费数额的协定。换句话说,当局在面对资金缺口时,选择将缺口越挖越深。 理论上,各州和各市每年必须为其养老基金缴纳经由精算确定的数额。但在实践中,某些地方面对预算压力而未能完成此类缴纳(新泽西州便是屡屡如此)。这意味着这些地方未曾明言的想法是:或者依靠投资组合为基金提供援助,或者指望未来的纳税人缴纳更多的数额以填补缺口。不过,股市自2000年以来便陷入停滞,州级财政则始终没有多少富余。 如今到了该付钱的时候了。据小胡佛委员会估计,在未来五年中,加州公共部门养老基金的缴费数额将得增长四到八成,并在这一水平上维持数十年时间。在洛杉矶,包括医疗在内的退休总开支已经占到了该市预算的18%,而到2015年时,其所占份额预定将升至37%。在纽约,曼哈顿研究所估计纳税人为教师养老基金缴纳的数额将得从现在的9亿美元上升至2015-2016财年的45亿美元。 选民们感到愤怒,而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更是为此火上浇油。问题之一是为退休的州和城市高级行政人员发放的高额养老金,加州有超过9000名此类养老金领取者每年正获得超过十万美元。问题之二在于“薪酬激增”。在最终薪酬方案中,员工退休前最后一年的收入在决定养老金多少时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一年的收入是可以通过例如晋升或大量加班等手段提高的。如今,某些州已经转而通过数年的平均收入来确定养老金。 平心而论,公共部门暴发户一般的养老金远非典型情况。根据波士顿退休研究中心的艾丽西亚•芒奈尔(Alicia Munnell)的说法,公共部门的年均养老金仅为两万美元,这远远低于平均工资水平。不过,看起来公共部门的员工仍然比私人部门的员工更加划算,后者一般需要工作40年才能获得全部福利。而在公共部门,有资格获得全部福利的年限则常常较短,例如在加州,高速公路巡逻官平均工作28年后,便可于50岁退休。 这部分是一个关于在下一阶段谁受益更多的会计问题,不过它也提出了透明度问题。基金经理尼尔•雷科德(Neil Record)提出,缴费确定型计划获益者的支付安排是明晰的,它由基本工资与雇主缴费数额构成;而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收益确定型计划获益者除获得其工资外,还将得到雇主关于弥补养老基金任何不足的承诺。这种保证非常宝贵,当市场如2008年那样大幅走低时,其价值尤为明显。因此,对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比较变得极端困难,纳税人无法说清自己是否划算。 债权人与纳税人一样,都正在认识到问题的规模。今年1月,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发布研究报告,展示了美国各州公共债务与养老金债务的总数之和。它利用的养老金资金供应比例是由各州自行计算的,这些数据几乎肯定低估了缺口的规模。以这种债务总和与州GDP之比计算,夏威夷的缺口最大,比例达16.2%;另有13个州的这一比例高于10%。与希腊和日本超过100%的这一比例相比,这些数据或许听上去并不算大,但各州对其GDP并无优先权利,联邦政府会通过所得税和公司税扣除其份额,因此这些州的公民们既需要背负自身的负担,又要为偿还联邦债务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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