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14] 暴力经济学

2011-4-20 07:55| 发布者: Somers| 查看: 7598| 评论: 18|原作者: lilywizardry

摘要: 国家是因暴力而贫困，还是因贫困而暴力？

冲突与贫困

暴力经济学

国家是因暴力而贫困，还是因贫困而暴力？

060 International - Conflict and poverty.mp3

Apr 14th 2011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昨日是阿富汗与刚果，今日则是科特迪瓦与利比亚，暴力看上去如贫困一样，始终伴随着我们。对此现象，可以说的似乎只有这样一句话：暴力是很糟，贫困国家的暴力更糟，它会使这些国家变得更贫困。

不过，今年世界银行的首要出版物——《世界发展报告》则认为，这个问题远未被说透。报告作者指出，暴力不仅是贫困众多原因中的一个，它还正在成为贫困的罪魁祸首。那些成为暴力受害者的国家常常会深陷其中；而幸免于此的国家则正在摆脱贫困。无论是对努力振作起来的贫困国家，还是对那些试图伸出援手的富裕国家，这种发现都具有深远的含义。

在许多人看来，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人们所知的“贫困陷阱”：即使农民知道肥料能增加产量，他们也不会购买；因为他们推断如果不通公路，丰收的作物将只会烂在田里。逃离这种陷阱的途径在于修路，而如果贫困国家自己无力修建，富裕的援助国便应当介入其中。

然而《世界发展报告》却提出，如今发展所受到的主要约束或许不是贫困陷阱，而是暴力陷阱。和平的国家正在成功摆脱贫困，而贫困现象正在集中于那些被内战、民族冲突及有组织犯罪撕裂的国家。暴力与糟糕的政府使得这些国家无法摆脱陷阱。

通过比较两个非洲小国，人们便能看出这种影响。在1990年前，布隆迪与布基纳法索的增长率及收入水平相似（见图）。但在1993年下半年，布隆迪在总统遇刺后爆发内战；在随后的十几年间，30万人丧生，死难者以平民为主。而和平安宁的布基纳法索如今已比布隆迪富裕2.5倍。

这一对比听上去或许像是个特例。内战具有显而易见的危害性，而发生内战的国家却不多。事实的确如此，不过其他许多国家却正陷于持久而普遍的无法无天状态。这份报告估计，有15亿人生活在受到政治暴力、有组织犯罪、极高谋杀案件发生率或者低强度冲突影响的国家之中。所有这些问题都够不上内战的标准，但其效果却可能同样恶劣。

这些民众中有许多人受困于暴力循环之中。在2000年以来经历过内战的39个国家中，几乎全都在此前30年中发生过另一场内战——在上世纪60年代，这种现象的比例要低上许多。除此之外，“较低级”的暴力形式正在恶化，趋近于可比内战本身更加致命的程度。在危地马拉，如今每年（主要由犯罪团伙实施的）谋杀案的遇难者人数，已高于该国在上世纪80年代内战中死亡的人数。

由于“传统型”国家暴力正在趋于平息，因此上述现象更加显著。尽管世界人口自1990年以来已有增加，但国际战争、内战以及军事政变的数量却在下降——而这些事件中的遇难者人数也在减少。遭受大规模暴力之苦的国家变少了，但那些遭受者却在反复经历着磨难。

因此，这些国家中的民众较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其营养不良的概率是后者的两倍多，未能就读小学的概率是后者的三倍，婴儿期夭折的概率也几乎是后者的两倍。这些民众在冲击面前同样更加脆弱。在2007-2008年的粮价危机中，在政府最为脆弱的国家，抗议活动的频率以及向暴力方向演化的概率都更高。

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越拉越大。自1990年以来，这些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几乎都降低了，但冲突肆虐的国家只将这一指标降低了19%，而其他国家则降低了31%。没有哪个贫困而暴力的国家已经实现了由联合国在2000年设定的千年发展目标中的任何一项目标。这份报告总结道，根据经验判断，受大规模暴力之苦的国家，其脱贫率每年会减少近一个百分点。

不过，这些国家是否也可能是因为贫困而暴力，而非反之呢？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正如南苏丹一位叛乱组织领导人曾经说过的那样，生命是如此廉价，以至于“叛乱有利可图”。增长或许能降低战斗的动机。为了检验财富的重要性，报告作者在六个国家中询问年轻人为何加入犯罪组织和叛乱团体。最多的受访者（约占四成）将失业列为主要原因，只有一成表示信仰才是原因之所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就马里和西岸的伊斯兰好战组织成员而言，有半数将信仰列为主要动机）。

不过，即便贫困是暴力的原因之一，它也并非是其唯一的原因。政府的合法性同样重要。这份报告试图通过观察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并识别出那些在治理方面表现突出的国家，以此使得合法性的效应不受收入因素干扰。报告发现在2000年至2005年间，治理状况良好的国家遭遇内部冲突或谋杀案件高发生率的可能性远远小于同等国家。或许并不出人意料的是，利比亚在衡量政府责任性和部落忠诚度的指标上得分低于埃及或突尼斯，这或许可以帮助解释阿拉伯之春在此地的发生轨迹。政府的个人色彩越强，它发生变化的难度便越大。

这一分析具有广泛的含义。首先，它表明人们应给予预防暴力以远高于现在的优先性。当前，对发展情况加以引导和测算的千年发展目标甚至根本没有提及诸如正义和民众安全等事项。

其次，各国应当从大量证据中了解到什么因素能成功地减少暴力。快速恢复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是其关键所在。人们可以通过令数量适中的冲突参与方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或者如加纳在2003年那样卸下近期的历史包袱，从而恢复信心。政府也需通过可信的任命立即表达出善意（尼日利亚在挑选该国新任选举专员时的做法便是一个例子）。此外，它们也需要获得某些立竿见影的成效，例如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不过正如报告所说的那样：“与创造工作岗位相比……在宏观经济政策、健康或者教育方面更容易获得发展援助”。

第三点在于，外部人士不应当再将新的冲突当作传统国际战争或内战对待，在后两种情况下，外交官、士兵以及人权或援助工作者被界定了明确的角色。报告表示，人们需要协同行动——尽管大多数援助工作者绝不愿意与警察或军官在一起工作。

最后一点则是，人们需要更有耐心——大得多的耐心。自1985年以来，即便改革状况最好的国家也花了27年，方才将腐败程度削减至可以接受的水平。很少有涉及冲突后和解的国家愿意等待如此长的时间。海地曾试图在18个月内创造出一个有效的政府，它自然迎来了失败。其中的寓意在于：经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可能会面临多重转型，而非一步到位。哎，如果你是一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而非一个为民众或对手所威胁的、急躁或暴力之国的领袖，那么力劝你要有耐心，或许会更容易一些。

本文由译者 lilywizardry 提供 点击此处阅读双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