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创新
谨防以硅谷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的创新引擎
May 5th 2011 | from the print edition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取决于对突破现有模式创新技术的控制.胡景涛主席强调说“独立创新的能力”是“我们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怀疑论者统一他的观点,但嘲笑他不能把创新和独裁政治混为一谈。他们说,只要中国仍然是一个专政国家,它就会在一个充满大规模生产和日常装配的世界里陷入困境。学者Cong Cao说中国面临着一个“早衰”的未来。
中国在本土投资方面作了很大的投资.政府不但说服微软和谷歌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也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科技园,希望能创造出一个中国式的硅谷.北京的中关村科技园是唯一集合了许多高科技企业的科技园.中国的大学也正在参与到这项事务中来,例如,北京大学已经成立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项目。
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体现在突破现有模式创新方面的投资很少。就像联想或百度这样的最成功的中国公司,也只是生产西方产品的低成本版本或是把西方的创新应用到中国市场。中国的风险投资家只投资于现成的工业,就像酒店或农业,或是盗版技术。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在私底下抱怨说中国的“研究和发展”项目包含的发展成分远多于研究成分。而政府在创新巨大投资超过抵消了它的失败。在标准方面的争议妨碍了公司的长远投资。知识产权专利方面的管理松懈使尖端研究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比起处理独到的思想,国家权力迫使企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讨政府官员的欢心。
然而,乔治亚理工学院的Dan Breznitz和Michael Murphree认为,中国在独创性事物方面的缺乏小于你可能的想象。在一本叫做《奔跑的红桃皇后》的书中,他们认为把单独创新与发明创新产品同等看待是错误的。在一个新兴经济国家,其他形式的创新可以产生更多的红利。一方面是“流程创新”:不断地对工厂和物流体系进行改善,另一种是“产品创新”:把现有的产品应用到中国独特的要求中去。
这种说法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特别正确。一些人宣称现在的世界是无国界的世界可能会有点夸张,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企业正不断地把产品分散到能最高效地生产它的地方去.如果中国是世界的最高效的制造工厂,或许它也没有必要成为世界最前沿的实验室.
但是等等,几乎每个人都这样问: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更廉价的劳动力会不会最终取代中国的地位?Messrs Breznitz 和 Murphree认为这种情况不一定会发生,中国的企业已经在从大量生产到物流的所有方面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是一把现存技术重组并快速把他们带到市场的主导者.总部在台湾的制造改进的处理器和显示器系统和其他装置的富士康,它能在中国高效发展是因为该国巨大的劳动力供应源和它对弹性生产的精通(它设在深圳的工厂就有270,000人).中国的大学炮制出大量的工科毕业生,他们所读的专业几乎被西方国家忘记,如矿业工程和重型工程.珠江三角洲地区挤满了主导微小市场利基的小公司.
他们也指出中国庞大的规模能够使它远离商业陷阱.当谈到利用先进技术来创造金钱和迎合13亿中国人的消费喜好方面,没有人能够超越中国企业.联想已经掌握了再人们不用出很多钱的情况下把便宜的电脑卖给人们这门艺术.百度已经学会如何提供适合中国特色的网页,它的网页看起来非常像谷歌,但是百度在处理该国家特殊性方面却胜出谷歌.换句话说,中国在原则上已经站在世界中间人的位置:离创新的边缘足够近能跟得上最新的发展,并且精通于把最新的理念应用到大众市场.
中间人的中央王国
然而在他们的所有景气现象中, Messrs Breznitz 和 Murphree却发现两个可能的障碍.第一个是中国政府热衷于“独立创新”,这会把资源投入到不确定的创新活动中去,与此同时给绝大多数私营企业的发展道路造成障碍。第二个是作为一个中间人的难处,中间人必须面对巨大的风险,如果一个高端创新出了差错,中国可能会发现它那巨大的工厂什么都不能制造和许多精益分销渠道什么多不能运输,同时,中间人也会受到排挤。跨国公司厌倦他们的理念被盗,所以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到处建立了他们的研发中心。
很奇怪的是,对中国模式造成最大威胁的一个国家在这本书中几乎很少提到。印度聚合和许多中国的优点,比如它的规模和廉价劳动力,同时它也具备一个民主政治体系和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法律准则。印度在把大规模生产技术应用到互联网技术服务方面却要胜出中国,它也正在证明它在为迎合大众市场而在根本上重新设计产品方面比中国更有创造力。尽管如此,《奔跑的红桃皇后》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他使中国官僚和西方学者在对中国的“创新不足”方面说得头头是道之前再好好想想。
Economist.com/blogs/schumpeter from the print edition | Business
本文由译者 nora 提供 点击此处阅读双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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