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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访谈亦文：我与《亿万华民》 [打印本页]

作者: shiyi18 时间: 2022-11-2 02:33
标题: 访谈亦文：我与《亿万华民》
访谈亦文：我与《亿万华民》
2021年12月号（总第88期）, 期刊, 本期推荐文章访谈亦文：我与《亿万华民》已关闭评论

文/本刊编辑部

编者按：上一期我们邀请了亦文姐妹，对于最近在国内再版发行的内地会会刊《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做了简要的介绍，并对于如何认识和阅读这份宝贵的中国教会历史资料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为回应本刊这一期关于阅读的主题，我们再一次采访了亦文姐妹，请她谈谈在阅读、编译《亿万华民》的过程中，自己于生命成长、教会事奉、属灵见识等方面所获得的助益。在这篇采访中，也可见一位文字事奉者对于神托付的志业的热忱和委身，在默默辛劳中忠心坚守的成长历程。

本刊编辑（以下简称：“编”）：你是如何发现《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这份文献的？你觉得它具有哪些价值，使你想要将它编译为中文，分享给更多的华人读者？

亦文：2005年底，因一位编辑的提议，我开始尝试以黄锡培老弟兄整理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宣教士的生命故事为素材编写剧本，那些剧本后来于2006年由宇宙光以《“戏”说宣教士》为名结集出版。在此之前，我对近代史一向“敬而远之”，但为了写好这些百年以内的故事，不得不从头学起。黄伯伯的素材大部分来自英美版本的《亿万华民》（以下简称《亿》刊），因为读他整理的原始材料，改编剧本，我才知道这份宣教月刊的存在。

这份发行长达77年的月刊，犹如一部宏伟的史诗，用真实而细腻的方式系统地记录了中国内地教会拓荒与发展的过程。虽然这份月刊保留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但在华人教会中却鲜为人知，也很少被引用，原因很多：比如，因为《亿》刊以英语为载体，在华人学者中所受的重视不及《万国公报》等中文期刊。其次，《亿》刊常年尘封于各海外图书馆的档案室，中国大陆学者很难看到。而且，内地会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宣教的书籍及传记，部分译为中文，这些优秀出版物的并存，掩盖了《亿万华民》的独特价值。其实，按月出版的《亿万华民》是一条“藤”，内地会历年出版的以某个宣教士或某个宣教事件为主题的传记、报告文学则是一个个的“瓜”，顺着《亿万华民》这条“藤”，可以把这些“瓜”摸个遍。

于是，在我心里，逐渐形成了将这一英文期刊编译成中文，介绍给华人读者的感动。

2007年底，一位香港主内文友，为我联系了《时代论坛》的编辑同工，最初得到的回应是：论坛报以报道时事为主，很少涉及历史话题，但他们还是愿意和我见一面。面谈时，我向李锦洪主编、罗民威编辑谈了初步想法，李主编让我先写一份计划书。他说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还记得：“这件事，有能力的人没有时间做，有时间的人未必有能力做，既有时间又有能力的，目前大概只有你了。”（当时因我的第一本书《无名的麦种》在香港获得了2005年的汤清基督教文艺奖年奖。）

十多年后，不是我仍有大把时间可以支配，而是定意选择预留时间专注这一事工。用最近比较流行的英文表达便是：I don’t have time to do it, I make time for it。（我没有时间去做，所以我预留时间来做。）

2008-2009年，这个历史系列在香港的《时代论坛》周报以“史卷宣情”的专栏名连载，前后共一年半。2010年，在一次教会口述史的培训中，我邂逅了《教会》的几位编辑同工，谈到了《亿万华民》这份史料的编译，他们很感兴趣，也乐意先把《时代论坛》的旧文从头转载，再继续连载新译稿。我就这样在《教会》的历史专栏发表《亿万华民》的编译连载，直到如今，从“内地会宣教士笔下的中国教会”这个角度推出一系列文章。

编：十多年坚持、专注做一件事，何等不易，《亿万华民》的编译其实投入极多时间和心力，在工作的过程中你曾遇到哪些艰难，又如何坚持下来？

亦文：以一人之力，筹备这项大工程，当然困难重重。但是神不可能只给我一个感动，而不预备将之付诸实施的能力与资源。我在香港、奥克兰和悉尼寻找、复印《亿万华民》，费时一年；所存旧刊加在一起，虽不完整，但足以开篇。每天八小时伫立在复印机前、一页一页地翻印，呼吸机身散发出来的热气，虽然令人望而生畏，尚非不可忍受。将复印件装订成册后，阅读、编译的挑战则更为艰巨。

这项巨大的事工，何时可以起步？是否会半途而废？因为阅读习惯的改变，大部分基督教期刊都是双月刊或季刊，难以长篇连载这样的史料；而且，现在的读者都偏爱能“抓住眼球”的短文，有几人还能耐着性子来读这种娓娓道来的长篇大论？所以找到一个适合的发表平台就是不容易的。其中的困难，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其他的困难包括翻译技术问题、神学思想的变化、工作量的管理（包括兼顾家庭和事工）。

翻译性的问题：英文原文的解读，还可以请教西方肢体，包括对内地会历史有研究的主内学者，但更让我头疼的是19世纪的汉语拼音系统。尤其是地名，由英文字母拼写转换成汉字后往往有多个复原版，要确定哪一个是原名已属困难，如果这个地方在清末民初及1949年的社会变革后一次或多次更名，要追溯出哪个是正确的地名则难上加难。沿海大都市的定位还算容易，但内地会宣教士脚掌所踏之乡村镇邑往往偏僻到连分省地图上都未标示，这当然大大增加了编译的难度。另外，内地会宣教士都有正式的中文名字，或约定俗成的译名，这都需要从内部资料中一一勘查。此外，我也特别注意，中译的风格，不仅能让现代人读懂，也尽量要反映清末民初白话文的风格。

神学性的问题：通过精读翻译这些历史文献，我们与一个多世纪前的西方信徒神交，并看到彼此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仅是语言文化方面的，也包括神学思想和宣教理念方面的。虽然神的话永恒不变，但对圣经的解读和日常操练却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有时候在翻译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我们今天比较陌生，甚至不太认同的观点，带着时代烙印的表述方式，处理起来，就得非常谨慎。既不能误译百年前的作者，也不能误导百年后的读者。但总体而言，我在翻译过程中看到了当时英美教牧群体和宣教团队尊主为大的精神，十九世纪之所以会涌现出那么多优秀执着的宣教士，和那个时代忠实的属灵教导密不可分。作为这些讲章的编译者，我常常禁不住想到：如果那个时代的教牧同工和差会领袖从坟墓中起来，旁听我们今天的主日讲台和宣教大会的信息，会做何感想？

工作量的安排：这份史料的整理和翻译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绝非一人之力所能逮。生活压力大的时候，也很想放弃，但《教会》的同工似乎比我更看重这个历史专栏的价值，一直鼓励我坚持下去。我也一直希望并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起来关注、参与并投入这项事工，但目前为止尚未达成所愿。有一段时间，我找到五六位愿意尝试草译的同工，所以那段时间发表的文章，都是以“译友会”的名义发表。但是我马上发现，协调校对这些译稿所花的功夫，绝不亚于我自己草译的时间，而且译友们很快一一离队，只剩下我一个“光杆司令”继续坚守这场持久战。这个过程难免让我想起李主编当年的谐语，并感慨：“时间可以预留，能力可以培养，但是编译事工需要蒙召的心志来长期委身。”

编：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如何兼顾家庭和事工的？这点对于姐妹而言尤其重要。

亦文：我个人觉得，翻译这份事工特别适合需要照顾家人的姐妹，或者工作繁忙的肢体。因为有一气呵成的原文稿为底本，翻译的过程可以化整为零地完成，随时可以拿起，也随时可以放下。不论是隔三岔五地翻译一章，还是每天定时翻译数百字，都不会对文脉的顺畅有太多影响。只要逐段逐章、持之以恒、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几年下来也可以累积不少存稿。

其实感恩的事也有很多，借此机会，再次感谢《时代论坛》和《教会》的同工，为《亿万华民》的编译提供了一个面对读者的平台。最初几年，我会一边编译一边嘀咕：“不知道将来会有谁看。”随着越来越多译稿的发表，尤其是可以搜索得到的电子版，这项史料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转引，累计连载产生的果效，远远超过了一两篇零散文章的效果。对于一些知名度较低的宣教士，《教会》的历史专栏可能是国内搜索引擎唯一能查到的学术资料了。

编：杂志的同工们也为你在这项事工上的忠心而感恩，神使用你的服事给许多读者带来帮助。不止一位传道人向我们反馈说，自己在读这一系列文章时，感觉到被牧养。你在编译这些史料的时候，对它的阅读是更加深入和细致的，那么这些文字对你的生命成长，会带来哪些影响？

亦文：最近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和我说，她觉得这些文章中看似平实的话，读来却非常有力，比我早年写的那些文章更有益处。我跟她说，如果我自己说的话就像“半瓶醋晃荡”的话，还不如把这些宣教士的话忠实地翻译或者转述出来。其实我一段段翻译原文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一句话就会把我“击倒”。例如我翻译索行仁牧师（Rev. Alexander R. Saunders）在记念庚子教难殉道者大会上的发言稿[1]时。看到索牧师回顾了在他们一群人逃难的过程中神奇妙的拯救。其实他有两个女儿死在逃亡途中，但是他整个发言里没有一句话提到自己的孩子，这就很引人深思。最感动我的一句话是他在结束发言时说：“我若有千条性命，我将为了基督和中国的缘故全部呈献在主的脚前。”[2]我们通常知道这句话是因为戴德生，但这句话是戴德生在给妹妹的家信中说的，当时未必广为人知，所以我不能确定索行仁是有意引用，还是圣灵感动他说出了一句和戴德生非常接近的话。戴德生在1860年说这句话时，还没有在宣教禾场上失去过亲人，而索行仁在1901年说这句话时，已经失去了两个女儿。后来他又带着太太回到中国，一直服事到七十多岁被主接走。所以，这句话对我冲击很大。去年圣诞节我就想到，1900年的圣诞节，他们夫妇二人和生还的孩子，应该在和英国的弟兄姐妹一起唱圣诞歌。唱到马槽歌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到在逃难的路上，很多次都只能住牲口棚，大女儿简西却很甜美地说：“主耶稣生下来也是住在这样的地方。”所以我唱着唱着，就流泪了。这些我看到的史料、听到的故事，会和我现实生活中所经历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在和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时，我也会把这些故事融合进去，往往非常有力量。

编：在宣教士心中燃烧的那灵火，通过他们的传记，在会议上的发言，甚至是他们的遗言，也燃到我们的心中。我在读你的文章的时候，能感受到你同样被这火点燃，行文很有力量。所以这就让我想到：现在的基督徒在读什么？不仅是《亿万华民》，许多宣教士的传记、书籍，都会让我们深受感动。

亦文：你的问题很好，我们现在在读什么？我们就是所读之物的产物（We are what we read）。如果我们读的书，听的道都是很肤浅的，我们就只能停留在这个程度上。我利用一切机会推动大家读宣教士的传记。现在我身边有几个家庭在预备成为宣教士，或者回来述职，我就会推荐他们读这些书，他们读了以后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推动大家阅读这些书是件辛苦事，但是不推就更没有人知道了。

编：是的，选择读什么样的书，其实也是在选择与谁进入交往。有些人虽然离世了，他们的信心仍旧说话。我们身边能接触的人是很有限的，并不是所有人身边都能有一位导师。而对今天服事的弟兄姐妹，宣教士仍然是美好的榜样。

亦文：宣教士当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华人的文化容易把人当成偶像树立起来，尤其是把古人“永垂不朽”起来，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真理来看。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宣教士们也有自己的软弱，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而从宣教士传记和宣教机构的机关报的记载中来看他们，都是比较正面和积极的一个形象。

他们当时所做的牺牲，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些是让我们很感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可能不是最有智慧，我们今天也不再提倡。比如他们的家庭关系，父亲缺席的现象比较普遍，因为常常要巡回布道，一出门就是几个月，孩子只能丢给母亲。所以作为宣教士的妻子是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付上代价。到了今天这个时代，这不仅是对弟兄们的提醒，也是对姐妹们的提醒，因为现在两性都接受了高等教育，都有进修、工作、创业、服事的机会，在家带孩子似乎成了最没有成就感、最不属灵的庶务。这都是我们在圣经的教导下需要儆醒的。

并且，如果我们把他们变成高大上的模范，容易增加一种距离——我永远不会达到这个程度；但如果看他们是与自己一样性情的人，就觉得神如果能在他身上做成这样的事，也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成。他们不仅是榜样，更是同路人。

编：将宣教士看为同路人，而非高举他们的榜样，是非常好的提醒。也请再给我们一些建议，在阅读历史文献时，应该格外注意哪些方面，又如何对历史人物与事件做出较为全面的思考、评价？

亦文：其实就中国而言，对宣教士负面的评价甚至诋毁一度是占主流的，而在西方也对他们有很多批评，尤其是后殖民主义时代思潮的一些学派，觉得宣教是一种文化侵略，把西方宗教强加给中国。所以，阅读史料首先要做好基本功，把那些文献读透了，而不是先预设一个立场，认为宣教士是殖民主义，东引一点、西引一点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将原始资料读一遍，看一个人在家信中有没有种族歧视、文化侵略的言论，也许你会发现有一些人确实带着优越感，有歧视的心态，但也不能因为他们就否定了一群人。

其次，读这些文献的时候，要从表面的文字往深一层想，或者换个角度想。立体地展现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事件势必是要从方方面面来看的。我看文献时脑海里会有很多问题，而且不仅要看这份文献有些什么，还要看它没有什么。有些事情是从来不会在这些期刊中登载出来的，那么我们心里可以先有一个清单，首先了解期刊的社会功能，它的办刊宗旨是什么，然后才知道其中内容的取向和焦点。

再次，不要仓促下结论。你可能已经看了十几份文献，但仍得不到一个完整的图画，毕竟我们只能看到留下来的东西，其他是借着合理的推理和想象来复原。即便如此，也是从人的角度来尽可能复原，神又如何看这段历史呢？所以不要苛责古人，在那个时代，他们也是凭他们所领受、所理解的去做，出发点是好的，也是尽力了。他们当时的盲点可能要五十年、一百年之后才能发现。

最后，我们知道一定会有负面的信息，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找到所谓的“阴暗面”。我看到很多差会因为自由主义神学的问题，到一定时候就分裂了，例如英行教会（CMS）[3]。内地会的历史中没有这样的分裂，但是也会因为神学观点的分歧、管理或者策略上的不同意见，有一批宣教士辞职。但我更愿意从正面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当时来中国宣教的人，辞职要付出很大代价，可能没有下一份工作，或者没有钱买回家的船票，也可能要赔偿费用给差会，但他不妥协，宁肯辞职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不知道今天同样发生神学理念的差异的话，会不会有人愿意付代价持守理念。今天很少有教会说反对女牧师，反对女子讲道，但是如果有教会是持守这个观点，我反而会更加尊重这个教会，尤其在西方。因为他们在持守这一准则的时候会持守很多其他教会可能已经放弃的准则，比如说同性恋按牧、为同性恋证婚、安乐死、大麻合法、堕胎合法等问题。所以，有些问题可能乍看之下是很负面的，但在更全面的思考之下，在古今的比较之下，你会得出一个不一样的结论。正是这些人肯为了自己的信念付代价，才会克服千难万险去宣教，这也是宣教机构中人际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大家都是那种比较“一根筋”的人。所以神要把我们的棱角全部磨掉。很有恩赐的人，同时也是温柔的人，才能和其他人同工，愿意做别人的副手，一起配搭服事。

编：谢谢，这些建议帮助我们在阅读史料、发表观点时更加谨慎和全面。刚才你谈到宣教士作为“同路人”，给你的生命成长带来的帮助。而在编译《亿万华民》的14年中，你也从一位学者成为全时间从事文宣事奉的工人，阅读、编译这一系列文字对于你在教会的服事以及对于你在文字事工方面的委身，带来了哪些帮助？

亦文：影响和帮助是潜移默化、长年累积的。首先当然是通过精读史料，深度认识了福音入中国并在中国扎根的艰难历程。这个过程不仅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是个人的，也是团体的。在整理《亿》刊的过程中，我经历了几次寻根之旅。第一次是，我在内地会的文献中找到了宣教士最早进入我父亲家乡和最后离开的记录，对一个小学时仍要在“籍贯”一栏填写父亲老家的人，觉得历史离我很近。后来，我还陪同曾经在那里服事过的宣教士后人重返老家，寻找她当年长大的宣教大院。[4]第二次是，我在《亿》刊中发现，我在新西兰的母会的创始人原来也是内地会的宣教士。这个发现对整个教会中西会友的影响都不小，后来教会还组织了一次重返创堂牧师旧禾场的“探亲之旅”。[5]相信，随着这份期刊进入越来越多人的视野，这样的发现也会遍地开花。

其次，读百余年前中西信徒的信仰之旅，也让我反思我们今天的属灵生命。阅读历史能增加我们属灵生命的深度，因为平常我们都只能横向比较，而读史料使我们能够跨越时空，比较之后就会有反思。一方面看到，“日光之下无新鲜事”，今天推诿宣教的理由，和一百多年前如出一辙，宣教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方面也看到，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和百余年前的人相比，稀释和浅薄了很多。譬如，教会对受洗过程的严格要求（包括观察期、要理问答、聚会出席率），慕道友为了信主不惜放弃谋生之道（如算命先生焚烧命理之书，为守主日而放弃一天的收入，毁坏鸦片秧苗），是我们今天很少敢要求“新朋友”做到的。宣教士风餐露宿，巡回布道的惊险经历，也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如果没有这些史料做纵向的参照系，我们今天大部分基督徒都会觉得自己已经“很给耶稣面子”了。今天信徒中有很多肤浅的生命，因为教会在圣经上和门训上下得工夫都比较浅。教会的事工焦点如果在人数增长上，就会对真道有所妥协，比较中庸，怕分裂，怕人离开。我最担心的是一些在海外英文教会聚会的华人，因着语言障碍和文化障碍，他们受到的教导可能是最薄弱的。你去参加聚会是会感动，感受到爱，但这种爱可能换一个社会团体也能得着，不一定是在真理的根基上。我们看内地会过去的故事，会觉得他们很“激进”，作为拓荒的差会有许多创新，而现在海外的差会比较求稳、保守。所以我会思想，究竟什么变化了？神对我们的要求变了吗？殉道是不是宣教合理的一部分？或者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合理的一部分？

近年来，我开始慢慢思考教会和牧养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对门徒训练（discipleship）开始深思，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门徒。其实这是今天全球教会都在面对的一个挑战。如果以历史为鉴，当年内地会在世界各地所设的宣教士培训所，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不论出身背景如何，候选人/准宣教士都要吃住在一起，在伦敦是这样，到了中国也是这样（弟兄在安庆，姐妹在扬州）。到了禾场，新来的单身宣教士要和老宣教士（有时候是一个家庭，也有可能是年长的单身女宣教士）吃住在一起，跟着他们“当学徒”。当时有不少圣经学院都是这样运作的，当学生的过程就是脚踏实地的“门训”过程，这样的模式越来越少看到，因为要保持“专业距离”（professional distance），师生只在课堂相见，在生活中磨合、观摩的机会就少了很多。我们今天的门训，很多只是上一些课程，有时是不接地气的外来讲员，讲完就走了，和学员没有生命的相交。

第三，我虽然获得了两个与宣教史有关的博士学位，却没有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但是因为职分的关系，经常要到各教会分享；而《亿》刊上的一些灵修笔记和证道讲章，成为我很重要的参考和学习。通过精读、翻译他们的读经心得，我成为了这些百年前西方传道人的“私淑弟子”，他们在解读经文方面深入严谨，得出的结论也扎实有力。毕竟，在宣教学成为一门学问之前，圣经和圣灵是唯一的动员者（Mobiliser），早期的宣教运动发起者，没有接受过任何宣教培训，都是在读经时读出神对万民的心意的。而且，他们可以在多处经文中读到宣教的信息，和我们今天一到宣教月或宣教主日，就复习马太福音28:18或使徒行传1:8相比，更有深度和广度。

当然，整理这些文献，更让我看到文字事工“千秋万代”的价值。“当时只道是平常”的汇报、码字、编辑、排版、审校，到了一百年后，都成为珍贵的史料，叙述再详尽，仍然令人觉得意犹未尽。文字事奉，无论哪种形式（创作、汇总、编辑、翻译、校对、索引）都是非常孤独的。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人，很难坚持得下去。但看到这些一百多年前的文字，今天仍然有人翻译和阅读，就会提醒我文字事工“无远弗届”的特别功效，这个“远”，可能是地理上的远，也是时间上的远，甚至是语言文化上的远。因为当时的宣教先驱有计划地将信息定格沉淀为文字，才有可能被传译转换成其他形式。

编：不仅是《亿万华民》的价值非常宝贵，你所编译的“宣教士笔下的中国教会”系列，也深具价值，无论是在可读性还是在学术性上，都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好的内容需要有好的形式、风格来表现，所以我也很感兴趣，你最初在定位这一系列的风格时是怎么考虑的？在这十几年中，文章的风格又有哪些变化？

亦文：最初，我将这一系列的风格定为“夹叙夹议夹译”的历史散文。“叙”是因为在这一系列中将有空间与时间大背景的介绍。《亿万华民》的作者和读者都是西方人，因此所刊文章虽然讲的是中国的事，但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西方化的。我最初希望能结合地方志等中文资料，用更中国化的方式再现宣教士与当地民众互动的景象。如果说空间是地域，时间便是历史。《亿万华民》侧重报导教会的时事（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便成了史实），事实上，无论是在宣教工场的中国还是远在西方的母国，都有很多军国大事同时发生。我希望能结合其他近代史数据来探究内地宣教史和历史大环境的互动，让历史变得具体而活泼起来。

“议”。探究历史，是为了激励今人。我希望能结合圣经的真理与史实，针对华人教会的现状，通过“那个世代的人与事”来推动“这个世代的人与事”。作为一个日渐成熟的群体，华人教会已在不断地加入普世宣教，但我们毕竟缺乏经验，《亿万华民》中的史料向普世华人教会提供了宝贵的前车之鉴：如何依靠信心、“道成肉身”、应对文化差异、拣选宣教士、牧养关怀宣教士、使人和睦等等。

“译”。“他（们）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摘译宣教士自己的话，比任何的“叙”与“议”都有力。

我希望能借着这样的“夹叙夹议夹译”，使这一系列超越对宣教旧报刊的一般介绍与编译，构筑成有文学趣味的历史散文。

在最初几年的编译过程中，因为《亿万华民》创刊之初（尤其是1875-1876这一年半的稿件），内地会的活动范围以江浙两省为主，宣教同工的报道也相对简短，剪裁起来比较容易，引用一段原文，加上一段讨论，自然而然就达到了“夹叙夹议夹译”的效果。但是进入1877年以后，由于当时戴德生发出了招募“十八勇士”的呼求，两个两个进入九个“未得之省”，内地会的老将新兵纷纷深入腹地，“遍地开花”，足迹遍布豫、晋、陕、湘各省，脚程加长，自然沿途见闻更为丰富多元，报道篇幅越来越长，甚至跨月连载。即便以《教会》的篇幅，也很难在一期的版面，容纳数篇报道。那时候，我在维持“夹叙夹议夹译”的风格和保持“原汁原味”的史料之间作艰难抉择。考虑到这个历史专栏的读者，主要是教牧同工、历史研究者、宣教有心人，详实的史料比可读性对他们更有参考性。最终，编辑和我都倾向于以“精读史料”为专栏的定调，每期甄选一篇主要文献，让史料自己说话，让读者自己解读，而不是由译者或编者先入为主地剪裁重组。近年，我们更是推出一些主题性的系列，譬如：宣教大会系列，庚子教难系列，灾后重建系列。恰好，早期“夹叙夹议夹译”的风格适用于篇幅较短的周报，之后内容厚实的长文正好适合了《教会》双月刊/季刊的风格，神的安排很奇妙。

但在“译”与“编”之余，我仍然保留了“叙”与“议”的因素，譬如，每一篇译稿开篇，都有一小段“译者引言”或“编者按”，介绍背景，预备读者；结束时都有一大段“译者感言”，总结报道内容，综合考虑当时的事工处境，介绍所涉历史人物“为人的结局”，也谈及对21世纪普世华人教会的启迪。可以说，这些史料的编译事工，是帮助我从“文艺型写作”过渡到“学术型写作”的桥梁工程。我的两部历史小说和短剧集，是在2004-2009年之间出版的；而两部博士论文则是在2012-2014年之间完成的。

从2007年到2021年，14年的风风雨雨，无论是个人层面上的（包括博士毕业、新书出版、家庭变故、全职服事），还是世界层面上的（如金融危机、新冠疫情），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亿万华民》的编译事工似乎成为这种种变故中恒久不变的定调。虽然形式和内容都已做了不少调整，但是我和《教会》同工对史料的精读、编译、反思、应用的初心仍然不改。

即便在有生之年不能完成《亿》刊的编译工作，我仍觉得这个编译系列为同侪和后进设立了一个典范或者标准：翻译事工不等同于翻译软件，需要从业者的严谨、创意和委身。因此，我们不仅为每一期译稿用心地写“引言”和“感言”，也为一些关键词、历史事件、同工人名、神学概念用心地写脚注。沈迦先生在《日光之下：苏慧廉和他的时代》的自序中说，他为何在这本非学术传记中添加千余条注释。他引用的，正是赴华宣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中国四书五经的原话：“可能一百个读者当中，九十九个会对长长的评论性的注释丝毫也不在意；但是，第一百个读者将产生出来，他会发现这些所谓长长的注释其实一点也不长。就只为了这第一百个读者，我也应该将这些注释写出来。”[6]

编：感谢主，你以这样严谨的态度与向主的忠心来做教会历史的研究，使我们能看到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与君一席话，使我们更深感受到教会历史的阅读与研究对于基督徒的价值，以及在文字事工方面应有的慎重、专注与委身。《亿万华民》是当年做得很好的一项文字事工，你觉得这份期刊对于今日基督徒一些文字方面的服事，例如主内杂志、公众号，有哪些启发？

亦文：我们今天的阅读习惯和一个半世纪以前，已有很大不同。因为通讯的不发达，摄影术的不普及，当时的人会很用心地写报告和家信，用文字描述事物，也有很多普通人愿意花时间细读这些小号字体的文章。在今天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像《教会》这样仍然在坚持发表深度长文的机构，无论主内主外，都已经很罕见。到了我12岁的儿子这一代人，读金庸的书都觉得不耐烦，他很困惑为什么要浪费笔墨描述肢体语言，直接看视频或动画不就得了？这便是现代人对文字的“耐药性”。由于社交媒体的普及，和无纸办公的常态化，人们几乎不再写信，通讯碎片化，很难保留或复原完整的沟通对话。在惊叹和珍惜《亿》刊留给我们的珍贵史料之外，我也很担心，以后的人怎么写我们这代人的历史。我在新西兰南岛但尼丁（Dunedin）长老会档案室，和一位档案管理员（archivist）聊起来，称赞长老会的资料保存得很完整。她说她整理历年宗派联会资料时发现，文字记载越来越单薄：以前是整篇讲章全文刊载，现在可能只有简介或大纲，不知一百多年后的人怎么写长老会历史。另一位档案管理员也说，现在太多资料电子化之后，随着科技的快速更新，短短几年后就无法再打开文档。最好的存档方法其实还是最传统的方法，即打印成白纸黑字。这对有心保留资料的文字人也是一种提醒。

从一个中国人读西方宣教文献的角度而言，《亿》刊通过了时间和文化的考验。通常我们说史笔无情是指第三方的判断（别人写我们），另一方面，当事人白纸黑字留下的自述（我们写自己）也同样需要面对审视。文字事工需要同时具有“当下”和“永恒”两种视野，“文化本位”和“跨文化”两种角度。文字人不仅是服事这一代的读者，更是服事神。我们不仅要思考身边的福音对象怎么看这期稿件，也要思考一百年后的人，甚至五百年后的人怎么看。我们要想的，不仅是中国人怎么看，也要考虑到其他民族如日本人和印度人会怎么看。

[1] 亦文，<重返禾场 ——1901年晋南三贤劫后余生的心声>，《教会》83（2010年9月），98–102。

[2] 亦文，<重返禾场 ——1901年晋南三贤劫后余生的心声>，102。

[3] 1922年，原英行教会（CMS）分为：自由派的CMS和保守派的BCMS，今为Crosslinks。

[4] 我将这段经历写成短文，发表在海外校园的季刊《举目》上。亦文，<嵊州行──中国大陆的圣地之旅>，《举目》32（ 2008年7月），https://behold.oc.org/?p=4895。

[5] 我将这段经历也写成一篇短文，发表于《举目》。亦文，<黄岩唐牧师>，《举目》43（ 2010年5月），https://behold.oc.org/?p=3853。

[6] 沈迦，《日光之下：苏慧廉和他的时代》（台北：新锐文创，2012），自序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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