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历史专栏”的这篇编译稿,是“庚子教难”系列的最后一篇,旨在透过不同人的眼睛,以较宏观的视角观察“后庚子时期的山西”,抚今追昔,数算主恩。这三位特殊的作者是:山西监督陆义全(Albert Lutley)、英国内地会干事史洛恩(Walter B. Sloan)、北美瑞挪会的负责人范岚生(Frederik Franson)。
到了1885年,“剑桥七杰”中数位来到山西,语言略通之后,司米德先生(S. P. Smith)前往洪洞,何斯德先生(D. E. Hoste)分派曲沃(K’u-wu),章必成(Beauchamp)和盖士利(Cassels)同守隰州府(Si-chou)和小山城大宁(Taning)。后来,何斯德先生改派到洪洞,监督那里不断壮大的事工。在他常常祷告并有智慧的带领下,当地的事工愈发兴旺。
运城(Yun-ch’eng)靠近一大片浅盐湖,当地人以晒盐求利。1887年,符教士(Folke)[14]进城定居之后,平阳府平原以南地区的福音事工,便由内地会的伙伴差会(Associate Mission)瑞华会(Swedish Mission in China)负责,并在解州(Kie-chau),[15]陌底街(Meh-ti-kiai)[16]和猗氏(I-shi)当地建立宣教站,事工范围甚至扩展到河南和陕西。
1881年秋,一名宣教士路过汾西,一本马可福音从他手中落到大宁城外张知本(Chang Chi-pen)方丈(head Buddhist priest)手中。他为此走了12英里回乡请教一位姓渠的年轻塾师。两人先膜拜这本福音书,再对着耶稣和十二门徒焚香礼拜。不久他们又获阅一本新约全书,欣喜若狂之余,决定废除所有偶像,张先生甚至放弃了方丈的身份。地方官原为张先生的朋友,因他背弃佛祖而严刑责打他到昏死的地步。渠先生也因不愿意参与文庙的祭拜仪式,当众受杖三次,以示羞辱。如此三年,直到听说平阳府住着一位洋教士,两人赶了三天路程前去府城拜会Drake教士[20],并在那里发现几位已经信了耶稣的老乡。返乡之后,两人更热心地分享救主之道,甚至翻山越岭跑到五日脚程之外的孝义,告诉原先求佛的同道(co-religionists)。第一次走访,便有八个家庭毁掉偶像,转向真神。其中三人后来成为这一带的教会执事。
1901年2月伦敦特别纪念聚会上和陆义全牧师一起发言的另两位在晋南地区服事的宣教士,也都回到了山西:丁良才(F. C. H. Dreyer)一直服事到1940年底,在华岁月超过45年;身体病弱的索师母和索行仁教士(Rev. A. R. & Mrs. Saunders)也回到中国,索教士72岁在扬州去世后,索师母继续服事了五年,才以74岁的高龄回国养老。正因为有这一批“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12:11)的“老山西”为中国教会和中国人竭力辩护,并以身作则返回禾场,才换来了山西禾场的重建与复兴。
[22] 花国香(George W. Clarke, 1849–1919),英国人,1875年加入内地会赴华,乃戴德生为“未得九省”招募的十八士之一。
[23] 佩鸿恩(W. T. Beynon,1860–1900),1885年加入内地会赴华,在山西归化服事;1892年转入美国公理会,在张家口服事;1895年改聘于大英圣经公会,驻守太原。1900年7月9日由山西巡抚毓贤下令,在巡抚衙门口与众多宣教士一起被斩,牧师40岁,师母38岁,长女12岁,次子10岁,幼子约8岁。
[24] 范岚生(Franson)曾协助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博士(Albert Benjamin Simpson)招募新人赴华,截止在1893年前招募了45名,1894年再加16人。(A. J. Broomhall, The Shaping of Modern China: Hudson Taylor’s Life and Legacy,[UK: Piquant Editions, 2002]535–36)
[32] 这张照片拍摄于北京,那时许长老和他的年轻随从去陈述1900年所遭受的严酷逼迫,并代表一贫如洗的中国基督徒寻求帮助和建议。在他带回去的补给品中,包括200本新约圣经,以散发给各个小教会,这样公共的敬拜或可完全重建。——作者原注,Walter B. Sloan, “A Visit to the Late Pastor Hsi’s Home and District,”128.
[33] “Mr. F. Franson’s Tour in Shan-si and Shen-si,”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ugust 1904, 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