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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庚子教难后山西禾场的宣教报告 [打印本页]

作者: shiyi18 时间: 2022-11-2 03:00
标题: 庚子教难后山西禾场的宣教报告
初返三晋 ——庚子教难后山西禾场的宣教报告
2021年03月号（总第85期）, 期刊初返三晋 ——庚子教难后山西禾场的宣教报告已关闭评论

编译/亦文

引言

1900年8月中旬，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中外局势急转直下。曾向列强开战的慈禧太后在“西狩”途中，急召李鸿章入京议和。翌年9月7日，中西各方正式签约，史称“辛丑条约”。在整个议和过程中，在庚子事变中最大的受害者——中西基督徒，面对四大重要议题：如何安葬逝者？如何惩办凶手？如何协议赔偿？如何重整教会？就以上议题，笔者在1901年和1902年的《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中选译了部分文章，希望对今天华人教会反思庚子教难有所助益。

1901年5月，原英国浸信会的李提摩太（Rev. Timothy Richard）[1]、寿阳宣教会唯一的幸存者叶守真医生（Dr. E. H. Edwards）及美国公理会唯一的幸存者文阿德医生（Dr. Irenaeus J. Atwood）等三人，代表西方差会入京，于5月29日向李鸿章呈递《清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提出追究匪首、赔偿教民损失、赡养孤寡、在山西办学开启民智、保护重返宣教士等要求。[2]李鸿章认可之后，遂通知山西巡抚岑春煊办理。李提摩太原本计划由京入晋，和地方官共同落实各项政策，但因故未能成行，改由英国浸信会敦崇礼（Moir Dunkan）[3]前往。同时，何斯德（D. E. Hoste）、荣晃熙（Archibald Orr-Ewing）[4]、狄教士（Tjader)[5]、戴存信（Ernest Taylor）[6]等几位内地会宣教士加入代表团，经直隶入山西，一路都有公馆（Kong-kwan）接待。[7]

安葬与追责[8]

由于离京城最近，保定府最早为殉道者举行了安葬礼，3月23日（周六），美国公理会的明恩溥（A. H. Smith）[9]、谢卫楼夫妇（Dr. & Mrs. Sheffield）[10]和几位单身女宣教士们[11]，美国长老会的惠志道博士（Dr. Wherry）[12]、慕懋德医生（Dr. Mackey）[13]等人[14]和内地会的博教士（R. M. Brown）进行了纪念在城北被焚殉道者的安葬礼；24日（周日），又进行了纪念在城南被斩首的殉道者的安葬礼。[15]

但是，最受重视的，莫过于山西首府太原的善后措施，因为太原府发生的屠杀，殉道人数最多，情形最惨烈，执法者官阶最高。1901年7月9日（周三），在没有刻意安排的情况下，由八位宣教士组成的代表团在太原屠杀案发生的一周年抵达太原府城，受到隆重欢迎。离城30英里时，便有官兵前来打探具体抵达日期；离城10英里时，巡抚侍卫列队展旗欢迎；离城八英里时，太原警卫队行礼致意；离城三英里时，停车撤换轿舆；离城半英里，官府和信徒在接官亭迎接代表团。曾在剑桥留学的山西洋务局督办沈道台（Shen-tao-t’ai）[16]用英语请远客入座用茶，令宣教士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第二天，按中国官场惯例，宣教士们回访了众地方官。第三天，太原府众官员设宴接风，并合影留念（见图1）。沈道台为了活跃气氛，故作轻松地说：“义和团一定会说我们是‘二毛子’了，他们如今有了真凭实据，因为我等和‘洋鬼子’们一起拍照了。”因他说时亲善自然，宣教士们也不以为忤。

图1：差会代表团与山西官员的合影（1901）

注：3文阿德； 4何斯德； 6郭崇礼； 9荣晃熙； 11叶守真； 13沈敦和

差会代表团进入山西境内后两三天，天降大雨，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着洋人带来旱情的迷信，但掌管天地万物的神扭转了这种偏见。12日（周六）代表团首次正式与地方官会谈，探讨如何举办合宜的安葬礼。因为北京方面的压力，山西官员拟定的善后方案，相当周全，沈道台也非常乐意执行众差会的共同心愿。山西方面同意按照中国人的仪式，举行一场公开的葬礼，官府和士绅皆到场致敬。中西双方也都认为，宣教士遇害前的宅子当被铲平，在原址上建造一座碑亭，铭文记事。屠杀地点附近的墙面上当嵌入纪念性的碑石，在南城门外为毓贤立碑的原址改放一块巨石。双方进一步议定，山西各地凡有宣教士殉道之处，都当以官府斥资厚葬死难者，监理墓园，树碑铭文。代表团在北京时，英国外交官告知他们，差会或宣教士产业的理赔问题，当由英国使馆（British Legation）派专员议定，而中国信徒的赔偿问题则由各地解决处理。另外需协商的一个问题，便是对义和团拳民的惩罚。出于法不责众的考量，以及避免民众对基督徒进一步的反感，中西代表决定只对各地区的头目和首领绳之以法，或斩首或下监；其余从犯的名字记录在册，存档于各级衙门，以示警戒，若再犯事，再严惩不贷。相对于4500名基督徒的遇难（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只有107名义和团的首领被处死。沈道台甚至恳请代表团加派更多的宣教士过来，并说女教士在山西也会很安全。

殉道者死后，或是抛尸野外，或是草草掩埋，被野狼野狗撕咬噬啮。直到1900年底，也就是事发五个月后，才有谕令下来，掘尸出土，妥善入棺。当收到代表团即将到访的确切消息之后，山西巡抚（Governor）下谕县令，挑选一块墓地，各级官员频频垂询，两百名工匠日夜赶工，在十天内打造成一个中西合璧的墓园。

几位代表清晨坐牛车（carts）造访了墓地，走大道总在两三英里之遥。墓园选址甚佳，可以俯视全城和平原。但也有人觉得殉道诸君若能葬在离府城更近的旧墓园会更易于凭吊。墓园的外墙凿有中式的出入口，从外向内一目了然。墓园大门朝东，入门的大道左右植树，树下左右附有花床，大门前建有一座六角凉亭，由东西两面拾阶而上，内置一套绿色的陶桌陶凳。亭西便是墓地。簇新的新坟下掩埋的是去年在太原街口倒下的34条生命。坟墓用砖砌成方形，二又半英尺高，外面批灰。每一排坟墓前所立石板上，一一镌刻着殉道者的中文姓名。每个坟墓的中间竖有一个木制十架，日后会被石凿十架取代。代表团成员一致认为，地方官在整个墓园工程的修葺方面，尽其所能尊重了死难者，希望对过往之事有所赎过。

坟墓共分四排，第一排是十位男子，其次是八位宣教士妻子，再次是九个孩子，最后一排则是七名单身女宣教士。如果有人之前尚难领会去年那场屠杀的意义，在数点亡者新坟时便能完全切身体会这事件的惨烈。同时，身处静谧优雅的墓园，又令人难以置信一年前的惨剧是真实地发生了。

离京之前，宣教士代表与李鸿章大人达成协议，安葬礼上可以使用“ming ching”[17]，在中国传统中乃是赋予亡者哀荣的一种特别追念方式。沈道台也欣然置办，但有人强烈反对幡旗从巡抚衙门出发，切切恳求说，巡抚衙门的场地不足以提供各种预备所需的空间。所以宣教士代表勉强让步，同意改在府台衙门（prefect）整队出发，但又强调，在城里举行的追思礼应该在诸君被害的原地点举行。多次协商之后，葬礼改在7月18日周四上午9点举行。宣教士代表自置得体的丧服。大家认为，当地信徒，尤其是那些在教会有职分的人，也应该和外国同工一样穿戴。直到那时，巡抚仍未露面，始终以身体欠佳为由，不能出席。

尤其感恩的是，当日破晓之后，天气晴朗。9点前后，九台轿子各有四名轿夫抬到代表团的住处。柏来乐将军（Major Pereira）[18]则以个人身份陪同，到了道台衙门之后，与藩台（fan-t’ai）以下的各级官员一一见礼。所谓的“ming ching”，是一面红色锦旗，用金线绣出亡者姓名，撑开裱在一面长长的木框上，以彩绸相缠，立在一个由人扛起的架子上，架子上还竖有一把比官员出行时所用的伞盖略小的红布伞。当日所列之“ming ching”中，19面为西方人，一面为中国信徒，精心陈列，令人瞩目。[19]在沈道台的提议下，地方官、士绅和生员按西俗献上花环，列在木架上。还有一座用各色布绸交织缠绕而成的屋顶模型，看着有点像路边常见的一座座小庙。众官员引路前往去年屠杀案发生的地点，叶守真医生在那里主持了追思礼，约半小时左右。

送葬的仪仗队顺序如下：敲锣人、众官员、花环、两百步兵、五十骑兵、外国人所坐之轿、中国会友、“ming ching”、更多的信徒，少量兵丁殿后。[20]一大队人沿街而行，速度很慢，但人人肃穆恭敬。原本希望上午11点到达墓地，但路上走了一个半小时，直至下午1点才到。下轿后，先坐进一个由各色彩布在木架上交织撑搭的大帐篷用茶点，之后再进入墓园，在凉亭前列队集合，众官员向墓群三次鞠躬，行礼如仪。由沈道台宣读府台大人为这一特殊时刻准备的悼词，以文言成篇，好在代表团事先已悉知其内容，不然便不知所云。读毕悼词，官方仪式便告结束。众官员向举哀者长揖致意，随即返回城中。接下来，由何斯德先生带领中西基督徒主持安葬礼拜。

太原府的善后告一段落之后，差会代表团一行人前往平遥（Ping-iao），并在那里分成三路：荣晃熙继续往西到隰州（Sih-cheo）和大宁（Ta-ning）；狄教士南下到运城（Uin-cheng）；何斯德和戴存信向东越过山岭到潞安府（Lu-an Fu），再从那里到洪洞和曲沃（K’üh-u），与荣晃熙会合。

7月29日，叶守真医生、敦崇礼教士和德弥士医生（Dr. Creasy Smith）[21]参加了忻州（Hsin Chou）安葬礼。

8月9日，文阿德医生、敦崇礼教士、叶守真医生、德弥士医生、何斯德、戴存信和柏来乐将军参加了太谷县（T’ai Ku Hsien）和汾州府（Fen Chou Fu）殉道的宣教士和中国信徒的安葬礼，文医生坚持所有同工必须合葬在一个墓园，合计14个棺木，当地商会和行业公会送了十面幡旗。

9月18日（周六），第二个宣教士代表团抵达太原；21日（周一），卜存仁（Belcher）[22]和米道荣（Middleton）[23]向北，主持长城以外的安葬礼；祝家宁（Judd）[24]、安体仁（Ambler）和索教士（Soederstrom）[25]则向南重访空置的宣教站。其中索教士在经陕入甘的路上，感染伤寒去世。

11月29日，叶守真医生在寿阳出席了为中国信徒举办的安葬礼，共有37面幡旗，代表72名死难者。[26]直到1902年6月11日，太原府巡抚衙门口第一块纪念碑才被竖立起来。虽然碑石很大，但刻完名字之后，就连最简洁的悼词也放不上去了。立碑那天，在军乐和军械的衬托下，沈道台率知府、知县等人代表中国官方为两年前的惨剧表示歉意，在场的有内地会代表罗幹臣夫妇（Rev. Dugald and Mrs. Lawson）[27]以及浸信会同工德治安（J. J. Turner）。[28]浸信会宣教士苏道味牧师（Rev. Arthur Sowerby）代表西方差会作了回应：虽然亡者不能复生，但能公开地宣告他们的无辜，仍值得感恩。这些宣教士正是希望他们为之而死的真理，会被中国官府和百姓接受；这样，中西各族能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中，在兄弟般的和睦情谊中，在全能造物主的敬拜中联合。若是如此，这些殉道者的舍命便不是徒然的。

赔偿与抚恤

当差会代表团在1901年7月初入三晋之时，联军的部队还驻在直隶，天主教方面在谈判中提出种种苛刻条件，令中国官民惶惶不安，不知新教洋教士在赔偿一事上，会如何狮子大开口。

剑桥七杰之一何斯德，彼时已被戴德生任命为内地会的署理总主任（Acting General Director），他带队入晋的目的之一，便是代表内地会与中国官员协商善后赔偿事宜。1870年代以来，教案频仍，为善后赔偿提供了各种先例。新教差会总体而言，皆认为生命是无价之宝，无可赔偿，但是会提出疗伤安葬的费用，以及物业和财产的损失。内地会在戴德生的带领下，历年来逐步建立不索取赔偿的原则。在庚子教难之后，在瑞士疗养的戴德生在信中指示何斯德，只有在中国政府提出为差会物业损失提供赔偿时，才能接受。何斯德反复思量之后，在回信中建议，放弃所有的赔偿，即便是中国政府主动提出赔偿，亦拒绝接受，以此充分彰显基督徒的仁恕之爱。但同时他又强调，“放弃赔偿”的原则仅适用于西方宣教士，因为中西同工身份不同，与官府的互动原则也应不同：西方宣教士是福音使者，应主动放弃特权；中国信徒是大清子民，理应受到政府的保护和赔偿。何斯德的理念最终得到同工们的认可。

整个谈判过程分两大阶段，首先处理中国信徒的损失和抚恤问题，当何斯德把反复核对的数据提交上去之后，中国官员想在这个基础上扣除二到三成。何斯德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因为如果接受这样的讨价还价，就意味着默认中国信徒最初提交的金额有水分。看到洋人的态度如此“强硬”，对接的官员面带难色，但也只能通盘接受。等到商讨差会方面的赔偿问题时，何斯德提交了一份同样详尽的损失清单，但这次却宣布一文钱都无需赔偿，完全地宽恕，完全地豁免，所有罪债一笔勾销。

按照叶医生的记录，隶属内地会的中国信徒的被害人数和财产损失居众驻晋差会之首，可想而知，内地会自身的人员物业损失，在众差会中也是最大的。内地会舍弃所有赔偿，无疑让中国官绅民众如释重负：[29]

      被杀信徒人数       获赔偿金额
中国内地会       156       73,156两
英国浸信会       112       35,776两
美国公理会       79       25,000两
寿阳差会       27       5,600两

除了内地会，叶守真医生也代表所有死难同工放弃了寿阳教会的赔偿。[30] 其他差会提出的要求，不仅公平，也相当节制。不仅如此，差会代表团还带来英美两国募集来的巨额赈济金（约26,000两，相当于美国公理会的获赔金额），山西巡抚在全省张贴公告，呼吁民众体察西教士以德报怨之情。

1901年11月份的《亿万华民》刊登了何斯德的一封信，其中说道[31]：

你们知道，虽然去年冬天灾祸频仍，穷途末路，却没有一名信徒死于饥馑。在神的主权之下，他们的柴米来源有：第一是地方官的免费派发；其次是我们捐输的赈济；第三是赔款的预支。我们的信徒收到的款项刚超过二万两（约合3000英镑）。[32]也许，我应该加上一句：这笔赔偿金是巡抚主动提供，我辈没有任何的索取。我们为这笔本地信徒的赔偿金列出了一些可靠的人名，与每个地方洋务局的官员对接。许步云长老（Elder Hsü）和渠万镒牧师（Pastor Ch’ ü）受命统筹管理赔偿金的协谈。几天前，我们拜会了巡抚。他很客气，显然想尽快解决此事。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莫过于亲耳聆听信徒们去年所经受的可怕苦难。所附信件，乃是我传送给不同地区的牧函，以及受命负责信徒赔偿之事的人员名单（见图2）。诸君可以就此对我们的处置略知一二。

图2：受命与山西地方官对接的华人传道名单（1901）

何斯德牧函：[33]

与荣晃熙、狄教士、戴存信等教士以及众本地长老会议祷告之后，我们在各地区拣选了一些领袖，来管理教会诸务。我已将你们的姓名交给朝廷的洋务局，希望你们会尽快地辅助官府善后安排。

兹事体大，事关众人生死荣辱，因此我恳求诸君切切寻求主的帮助。

你们责无旁贷，在这些不寻常的情况下，当以主耶稣的心为心，小心维护主名，而非简单地视为自己的私务。

信徒中若有亲人被害，甘愿为主舍命也不愿向官府呈报此事的，可以说是选择了上好，但是若他们无力如此行，可以将实情禀报官府，以便父母官按律酌定。

那些受伤之人，或重伤或致残，但那些有产业之人若可以自养，也愿意赦免仇敌，并因此不愿将此事报官者，必得赏赐。但是，如果他们无力做到，那么受委任的教会领袖可以上报，由官长查明详情，并呈报洋务局。信徒遗留下的、无人抚养的孤儿寡母，也当接受周济。我们已议定四种处理方法。

至于盗窃抢劫的情况，赔偿清单必须严格按照实际损失而列，绝不可草草了事，或夸大虚报，免得因你们的不诚实而在仇敌面前羞辱主名。官府和教会也不想为你们的私事做主。受命管理这些事的领袖首先要谨慎彻底地审查，若诸务明白了然，可以为损失物资列出明细，呈交洋务局，同时送一份备份给我。接下来，在收到赔偿金之前，他们必须安静等待。这封信必须抄送给每位受命负责赔偿事宜的教会领袖，他们人手一份，作为行事原则，以及如何管理教会事务的范例。愿三位一体的真神引领你们中的每一位。

内地会中国主任何斯德

整顿与惩戒

何斯德入晋的另一个任务，便是以“老山西通”的资历重新整顿晋南内地会体系下的众多教会。而所要处理的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如何处理在去年的血雨腥风中背弃了信仰的长执和信徒，他在信中写道：[34]。

如何处置去年背弃信仰者的问题，至今仍让我们绞尽脑汁。一两天前，在渠牧师、众长老和另外两三位执事的帮助下，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考量取得了进展。我指出，最好的方案是：首先处置所有在教会中有职分的失足者；并接着说，在我看来，那些弃教者已经以自身的行为置身于教会之外，何况他们放弃了职责。因此，正确的处置方案便是让这些人坦然承认这一点，明确告诉大家，他们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放弃了教会职分和教会会友的身份。

当然，不同的人放弃信仰的程度各异。通常而言，地方官派发的Pai-tsi时，是带着保护教友的意思，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被接受了。[35]地方官是出于善意，采用这一策略，在狂风暴雨中避免针对基督徒们的极端手段。地方官像是委托各村的士绅，拟写各样的辩解和亲善的言辞，说服基督徒接受这些Pai-tsi，作为逃避义和团暴行的权宜之计。有些人似乎是在短时间内跌倒了，复又自我坚立；还有一些人完全走回老路，重立偶像，再度烧香，不一而足。

在这一切令人深深痛心的情形中，看到一些亲爱的当地弟兄在我离开后的成长，则令我大为欣喜。师清兰长老（Elder Si）精神大不如前，身心健康也岌岌可危。

渠牧师的属灵状态良好，是一位极佳的同伴。许长老也展现出不凡的理事能力，众人也欣然看到他的种种恩赐。

何斯德信中提到的师长老，曾是晋南教会的顶梁柱，是他本人以及他的继任海恩波（Marshall B. Broomhall）的亲密同工。师长老的生命见证和为人的结局，有助于我们对庚子前后的山西教会形成更具象立体的认识。[36]

师长老出生于山西洪洞西南几英里外的一个村子，原本家道殷实，但因抽鸦片而败落，他自己从16岁起便上了瘾，如此抽了11年，身心日益败坏。直到27岁那年，一位原来也是瘾君子的邻居，力劝他到戒烟所听福音。但家有余粮的师清兰却一直取笑这位邻居。不久荒年临到，一方面是维持烟瘾的巨大开销，一方面是物价飞涨后的额外支出，师家开始入不敷出。师清兰因窘迫而想到悔改，最后搬进了席胜魔牧师监管的戒烟所。负责的同工叫他祷告，一开始他不懂，但是某个晚上他开口祷告，竟花了大半夜的时间求神救拔他。神也确实医治了他。身心皆得救之后的师清兰，立志要带领全家入光明。他的父亲抽了四十年的鸦片，而且还是秘密会社的成员，但神垂听了师清兰的祷告。师家父子都得救之后，便一起决定将假神之像全部烧毁，开始敬拜真神。

仅仅家人得救还不能让他满足，师清兰联合另一名信徒，在席牧师的带领下到邻县赵城（chao-ch’eng）开办了一家戒烟所。他们一起忠心服事了好几年，带领很多人信主。在这个地区很多村庄里，数百家的偶像被离弃，这里的工作被神大大祝福。几年后，他被任命为洪洞县的长老，并被席牧师选定为二把手，管理监督山西和邻省的众多戒烟所。1896年席牧师去世之后，众同工全票通过由他接管席牧师留下来的所有戒烟事工。

毋庸置疑，总有人对师长老的地位和影响力心生嫉妒。其中一人，在很多方面更有能力，但不如师长老灵里成熟。此人在一个公开的聚会上恶意攻击师长老，控告他野心勃勃，不忠不敬。师长老生性温和，宁可辞职，也不愿针锋相对。但当时的西方同工海恩波提醒他，不可因针对他个人的谮言而辞职。带头攻击他的那个人长期债务缠身，师长老仗义地代他偿还。这事之后不久，此人过世，留下妻子和三个孩子无人抚养。师长老先把他们接到家中，再做长期的安置。他着实在领袖的位置上展现了基督耶稣的谦卑柔和。[37]

当拳民兴起的时候，他作为众所周知的教会领袖，在全省之内首当其冲。1900年5月14日午后，一群携枪带棒的亡命之徒打上门来。师长老见来者不善，赶紧插上门闩，好言相劝，希望能平息他们的怒气。这群人看无法破门而入，便马上开始收集燃火之物，准备烧房子。见此情景，师长老不得不打开门出去，但马上被打倒在地，多处受伤，屋里屋外被洗劫一空，带不走的家当都被蓄意毁坏。因为没有找到预期中的白银，恼羞成怒的拳民竟捅了师长老的腹部，其他人则准备点火把他烧死。师长老央求他们手下留情，终于让带头的拳民相信，他没有其他贵重物品藏在别处。拳民们虽然悻悻离去，但他伤势很重，数周之内皆命悬一线。幸好在卫理森医生（Dr. Millar Wilson）[38]的精心调治下，他慢慢康复了。但是师长老受的磨难并非到此为止。同年7月，他的家再次受到攻击，房子和所剩无几的财产皆被付之一炬，他和家人仅以身免。无家可归，贫病交迫，身心俱遭重创，长时期的迫害所造成的痛苦终于迫使他背弃信仰。就像彼得一样，这次跌倒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他深深的悔恨和悔改，他的健康也每况愈下。他要求信徒们不可再称他为“长老”，但是众信徒都拒绝听从。1902年7月8日周四，他突然安息主怀，留下妻子和三个孩子。师太太是席胜魔师母的姐妹之一。追思礼拜上，所有的教会领袖和众多信徒济济一堂，一起表示对这位属灵前辈的敬重和追念。

当内地会西方同工回顾师长老一生时，发现“爱”是他身上最显著的圣徒品质。虽然他没有出众的才干，但他爱主内的肢体，爱同胞同乡，心胸宽广，悲天悯人。在听到别人不幸遭遇时，常常以泪相陪。在他负伤之后卧床不起的日子里，他最挂心的乃是西方同工们的安危。很多宣教士也以与他为友、共享团契之情为荣。他最喜欢引用的经文便是：“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西3:14）他深知何为“更高之道”，并紧紧遵行。

重返与差遣[39]

禾场寄回的报告，字字句句都在敲打教难幸存者的心门，继合约的签订和善后事宜的落实，内地会的同工陆陆续续返回中国，返回山西。到了1902年6月的内地会年会，能够汇报山西教会情况的同工已经不多，顾纯修（E. J. Cooper）是极少数中的一位：

亲爱的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今天我很荣幸地能代表山西，一个对我们非常宝贵的省份；对在座的一些人而言，我们与这个中国省份的联结是血肉相连的。这也是一个当被普世教会看为宝贵的省份，因为我们的主在那里，在这末后的日子里留下了奇妙的见证。

在发言的几分钟内，我想回顾一下过去两年的山西省。两年前，当我在潞城（Lu-cheng）宣教站时，中国内地会有27个宣教站，20个宣教支站，103名宣教同工，和1358名具备领圣餐资格的会友。我记得当时全省加起来共有至少150名宣教士。每个宣教站的事工都蒸蒸日上，不断有灵魂得救。大约两年前的这个时候，风暴骤降山西。112位宣教同工和40名孩童都被烈火与荣耀的战车接走，很多本地信徒也一起进入荣耀光中。哦！愿感动他们的灵加倍感动曾经见证过火车火马的我们；哦！愿我们和今天在座的一些人因着逝者而被圣灵之火沐浴。

在潞城宣教站，曾住着我的家人（见图3）：我亲爱的妻子，女儿Edith和儿子Brianerd，还有两位美国籍的女同工。[40]现在，只剩下了我和我的小女儿Edith。[41]去年年会上，我大病初愈，坐在这个平台上；今天，因着神极大的慈爱和旨意，我得以重获健康，重新得力，可以向各位作汇报。

图3：庚子教难前的顾家全家福（1899）

现在，让我们看看山西省。1900年底，山西的教会百废待兴（in ruins）。教会失去了领袖，和一些最优秀的信徒。是的，百废待兴。但是，这个教会从灰烬中重新升起，大有荣美。中国教会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殉道者和属灵英雄。两百名新教教徒为主被害，其中很多人奇妙地见证了神的大能和恩典。然而也有一些人不同程度地否认了主，以不同的形式做了妥协。为了保住性命，开始拿出似是而非的理由，有些人因此跌倒。1900年底，山西教会百废待兴。一连数月，山西封锁与外界的联系，没有人可以出入。代表团进入山西后，重建的工作才开始。

现在涉及到赔偿这个重要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抓住作为英联邦子民的权利？不，有比作英联邦子民更好的武器，这个武器本身便已得胜有余，是我们的主所依靠的，也是祂希望我们去倚仗的。这是一件双刃的利器，即爱的武器。我为何斯德先生代表差会主理赔偿一事，全心感谢主。是的，以爱为剑正是我们必须使用的武器，而且至少已经在山西对一人之心发出致命一击——击中的乃是山西巡抚之心。这是山西巡抚在一道公告中的话，有关内地会拒绝十五州县赔偿，他如此说（见图4）：

“……此次何牧师来晋办理教案，不忍存猜忌报复分外要挟之心，且又将十五州县所毁教堂一律不索赔款，在耶稣教以忍让为宗旨，本无报复之心……”[42]

图4：山西巡抚岑春煊告示的影印件（1901年10月11日/光绪廿七年八月廿九日）

我觉得，让这样的想法进入一位中国巡抚之心绝非小事。我们当为这样的得胜而感谢主。每一天，在爱的精神和倚仗权利之间作抉择，乃是我们都要面对的问题。愿神帮助我们效法祂的样式，在爱中走向那些缺乏爱的人群。为了向在座各位表明这种态度已经达成的果效，我在此引用罗幹臣先生的话，他在信中说：“我们不接受赔偿这个事实，在当地人中赢得了美名。他们现在知道了，我们和诸般压榨百姓的罗马天主教之间存在的巨大区别。他们在中国官民中臭名昭著。”

代表团离开山西后，宣教同工们开始返回禾场。我觉得我们敬爱的总主任之子——戴存信，成为第一位留下来的人，实为不易。约12个月前，曾奇迹般逃生的罗幹臣先生[43]离开妻子和家人返回山西，寻求重建教会之道。罗先生如何分享他重入山西省的感受呢？他说：“我们几乎不觉得已身处曾有大规模屠杀发生的那个省份。神如此奇妙地托住我们，不让我们经历任何恐惧的阴影。虽然我们在这个世上没有多少财物，我们眼下的情形也绝谈不上舒适，但在神里面所增添的喜乐，远远超过我们所失去的一切。”

我刚刚提到，有些信徒做了妥协。罗先生告诉我们，在潞城地区，教会中充满了柔和的灵，他们把领到的赔偿金作十一奉献，另一些人奉献时间和劳力，重建荒废的礼拜堂。

许长老的信中总结了山西当下的情形，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人（independent character），对神满有信心，真诚且诚信，值得完全信托。他说：

“为山西的事工感谢神，神的教会正处于最有希望的状态中，民众对教会产生兴趣，教会兴旺之日可待。不论我们在哪里讲道，百姓都愿意聆听福音——更好的是，不断有人放弃拜偶像，诚心崇拜真神。不仅如此，教会内部也充满了进深的记号（signs of advance）。因财产损失而领到的赔偿，洪洞（Hung-tung）的信徒都拿出十分之一献给主，有的献五分之一。一共收到1600两（约合230英镑）奉献，扣除当地的费用后，手上还剩1400多两。潞安地区的信徒也拿出十分之一，共认捐1000两（约140英镑）。在赵城（Chao-cheng）、平遥（Ping-yao）、永宁（Yong-ning）和其他很多地区，信徒们也大力奉献。最好的是，有些人热心恳切地事奉主。”

感谢主，1900年的苦难成了教会巨大的祝福。精金不怕试炼（伯23:10），同时缺陷和不好或不足之处的无益也会显明出来。正如主在以赛亚书48:10所说：“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感谢神，在主的工作中没有错误，而且“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8:28）是完全真实的。

对山西这些事工而言，我们个人的责任是什么呢？两年前，那里有103名宣教士，今天只有16名，包括本会的宣教同工，外加浸信会的一两位。两年前，那里有27个圣工蒸蒸日上的宣教站，今天只有12个同工们可监管得到的宣教站，另外15个完全顾不上。[44]我告诉你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今天站在这里，以敬畏和严肃的心情回顾过去两年。主把我从“屡次冒死”（deaths oft）（林后11:23）中拉拔出来——曾奄奄一息倒在路边，从村里被当作死人拖出去。在那次逃难途中及之后，我多次靠近荣耀之门，但是神大能的手在我身上，今天我得以站在此地。

哦！有过这样出生入死的经历后，让人眺望不远的未来时，更觉生命非常、非常的严肃。或许我仍可将未来的宝贵岁月纳入享年。求主帮助我，充分利用这些岁月。在以赛亚书6章，先知在异象中看到主——万军之耶和华。当看到那个异象时，他喊道：“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不洁净。”然后便有一天使带着炭火飞过来，使他从罪中得洁净；荣耀的光中有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接着，先知以渴慕神的心喊出：“我在这里”，或者如页眉所注：“请看我，差遣我”。祂的信息是什么呢？是向以色列人宣告定罪和亡国的信息。今天，圣父——爱世人的那位父神，圣子——为世人而死的那位，圣灵——与世人一起争战的那位，从荣耀的光中呼召祂的儿女——我相信，正是今天在此聚集的我们：“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并不是去向中国人宣告定罪和亡国，而是把爱的信息带去。你今天在心中听到这个声音了吗？哦！但愿我们今天，从心底里感到我们的软弱。我感觉到肉体的热心都已逝去，面对未来时完全软弱；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王——万军之耶和华，意识到祂的大能。在神的同在中，我们当有能力说：“请看我，差遣我。”我期盼今年秋天能在神的恩典中出去，只要祂愿赐我荣幸看到山西大省的一些果实，只要祂愿意以圣灵的恩膏差遣我，我便得满足。

译者感言

庚子事变，对中国社会，和对赴华差会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转捩点。

善后内容包括四方面：安葬死难者、追究暴乱者、赔偿幸存者、惩戒背教者。每一个方面都是大难题，需要极大的智慧。新教差会代表要求采用中式的安葬礼，包括破格使用Ming Ching，让中国民众感受到其重大的意义，而且在观礼过程中看出民众的态度。在对何、荣、叶三人的记述长编考异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的禾场老将叶医生的观察更为深刻：下令杀害所有山西宣教士的毓贤，在西方人眼里是“中国的尼禄”，但在很多中国人眼里，却是民族英雄。太原府的商会对殉道者没有致意之举，但是六个行业公会（merchants’ guilds）却联名为毓贤树碑扬名。安葬礼当天观礼的百姓看上去与其说追悔莫及（repentant），不如说愠怒不快（sullen）。

暴乱者虽众，且咎由自取，但若一一追究，难免会进一步引发排外情绪，所以宣教士们决定只处死带头者，而且若某人有悔改之意，亦可免死。

宣教士很快发现，在惩戒叛教者的过程中，同样需要运用法不责众的处理原则。何斯德严惩叛教者的态度，多少受到他出身军旅的影响；但在重新审视当地具体处境之后，他也不得不调整方案和标准。譬如，张贴弃教声明（Pai-tsi）不等同于真的放弃信仰。师长老的个案，更是让我们看到当时中国信徒的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宣教士没有叛教背主的机会，他们身为金发碧目的洋鬼子便是死罪；而中国信徒却不断面对弃主求生的诱惑。信徒为什么会背弃信仰这个问题，远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四福音书里留下彼得三次否认主的例子，供普世教会反省自警；而在提比哩亚海边，主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也是对历世历代软弱跌倒的信徒爱的呼唤。

师清兰长老的过世，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或者说，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这个新的时代，多多少少取决于幸存者如何重新得力。作为差会领袖，戴德生和何斯德在作抉择的时候，需要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和问责。只有在母国的支持团体认同内地会“不赔偿”理念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筹到足够的经费投入重建，事实上势必有很多原来的支持者因庚子教难而对中国事工驻足观望；其他的西方差会，可能也觉得内地会如此唱高调，势必陷同侪于不义；英国外交部也有可能叱责内地会擅作决定、越俎代庖，并执行强硬的外交政策；而天主教神甫包揽词讼带来的恶果，新教团体纷纷引以为戒、避之不及，因此何斯德为中国信徒仗义代言，也会受到“干涉内政”之类的苛责；或许也有理想主义者认为，内地会应该教导穷困潦倒的中国信徒一起放弃赔偿，贯彻仁恕精神。好在，内地会的艰难抉择最终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不仅英国外交部批准他们放弃理赔一事，驻京大使还以私人名义捐赠一百英镑，以示赞赏和同情。多年后，庚子年出生的英国圣公会主教Stephen Neill也嘉许说：“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戴德生比其他人更有智慧。”[45]

因为何斯德已经接任内地会总主任之职，协商好总体方针之后，便不得不离晋返沪，督领整体事工的方方面面。何斯德日后领导内地会35年，庚子教难及其善后与重建，势必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比同时代的人更加强调“福音本土化”——中国信徒主领教会，宣教士作为辅助者，听命于中国教会领袖，凡此种种，都应和他的“山西经验”息息相关。

重建山西教会的重担，再次落到一线宣教士和中国信徒肩上。在“拥有了自己的殉道者和属灵英雄”之后，中国教会是继续披麻蒙灰，在灰烬中哀悼默想，还是在这场火与血交汇的成年礼后脱胎换骨、力上加力？在母国重新得力的宣教士们，重整行囊再度扬帆之际，大洋彼岸迎接他们的又是怎样一幅场景呢？请继续关注下一期“历史回顾”专栏的连载。

[1] 李提摩太（1845-1919），原为英国浸信会宣教士，1870年抵华，先后在山东、山西等地服事，1890年退出英国浸信会，加入广学会。

[2] 全文可参：甘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十九。

[3] 敦崇礼（1861-1906），1888年由英国浸信会差派赴华，先后在太原、陕西服事。1901年，敦崇礼被聘为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前身）西学专斋总教习，五年后病逝。

[4] 荣教士（1857-1930），1886年加入内地会，奉献所继承之巨额遗产，在山西、江西服事多年，至1921年退休。

[5] 暂译，待考。

[6] 全名Ernest Hamilton Taylor（1875-1948），为戴德生与福珍妮所生的第一个孩子，1898年加入内地会，后来与同在山西服事的古姑娘成婚（Elsie Gauntlett），一直服事到1928年。

[7] 行程如下：6月22日，保定府；6月26日，定州（Ting-chou）；27日，Hsia-lo-hsien（疑为新乐县的误拼）；28日，正定府（Cheng-ting fu）；29日，获鹿县（Hwai-luh-hsien）；7月2日，固关（Ku-kuan Pass）；3日，平定州（Ping-ting-chou）；4日，寿阳（Sheo-yang）。引自：“The Journey to Shan-si,”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Oct. 1901, 144-45。

[8] 本节综合了以下文献：内地会何斯德教士于1901年7月9日写于太原府的信（“Tidings from Shan-si”,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Oct. 1901, 143-44）、内地会荣晃熙教士于1901年7月22日写于太原府的报告（“The Memorial Services at T’ai-yuen F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 1901, 164-65）和寿阳教会叶守真医生1903年出版的Fire and Sword in Shansi: The Story of the Martyrdom of Foreigners and Chinese Christians, Edinburgh &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第三章111-172页）一书中的记载。山西各地有宣教士殉道处皆举行过安葬礼（见附录），形式相仿，因此本文的记述具有代表性。

[9] 全名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 1872年来华，先后在天津、山东等地服事半个世纪之久，曾极力向美国总统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建议退还庚子赔款，用以在华兴办教育。著有多本关于中国的书籍，其中1899年初版的《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最被称道。

[10] 全名Develoo Zelotos Sheffield (1841-1919)，1869年来华，从事基督教教育44年，葬于通州。

[11] 包括Misses Russell, Wyckoff, Minor Evans and Chapin。

[12] 全名John Wherry（1837-1918），又作惠立德，1864年来华。

[13] 全名Maud A. Mackey（1872-1957），女医生，1899年来华。

[14] 还有Rev. C. A. & Mrs. Killie, Misses McKillican, Dr. Leonard。

[15] 详参：“The Martyrdoms at Pao-ting F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 1901, 150-52。

[16] 全名沈敦和（1866-1920），字仲礼，浙江鄞县人，出生茶商世家，留学英国剑桥，攻读政治和法律，回国后曾先后担任金陵同文馆教习，江南水师学堂提调，吴淞自强军营机处总办，上海四明公所董事，上海总商会理事等职务。1901年出任山西省洋务局督办，统筹负责山西境内庚子教案的善后事宜；1902年出任山西大学堂督办（相当于校长）。沈敦和后来成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缔造者。

[17] 应该是一种象征身份的幡旗，汉字原文不详，存疑。

[18] 柏来乐将军全名George Edward Pereira (1865-1925），英国军官，出身于葡萄牙裔天主教家庭，1900年被调派到英国军团一部（First Chinese Segment，以威海卫华勇营为主力），参加联军天津战役和北京战役。柏来乐喜爱旅行探险，其游记身后由人整理出版，即《从北京到拉萨》（Peking to Lhasa, the Narrative of Journeys in the Chinese Empire Made by the late Brigadier-General George Pereira）。

[19] 叶医生引用的文献中说是26面幡旗，约12英尺高。

[20] 叶医生引用的文献中说是由100名步兵领队，30名骑兵压阵，在喇叭和鼓声交汇的军乐中前进。

[21] 德医生为英国浸信会医疗宣教士，于1899-1907年间在西安广仁医院行医。

[22] 卜存仁（Rev. W. Malprus Belcher, 1864-1929），内地会英国同工，1888年初抵华，在甘肃秦州（天水）、凉州一带服事。

[23] 全名Rev. R. W. Middleton。

[24] 祝家祖孙三代都有人赴华宣教，按内地会的记载（Editorial Note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 1901, 161）这里当指祝家宁（Charles H. Judd Jr., 1876-1966），1899年赴华。其父祝名扬（Charles H. Judd,1842-1919）1868年赴华；其兄祝康宁（Frederick Judd, 1871-1956）1896年赴华，亦为内地会同工。

[25] 暂译，待考。

[26] 叶医生参加的安葬礼，载于Fire and Sword in Shansi (111-172)，公理会安葬礼可进一步参考其附录。

[27] Dugald Lawson，1887年加入内地会首次赴华，先后有五个孩子在中国夭折。1901年，他返回了山西。（参：Some Farewell Addresses, I. by Mr. Dugald Lawso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 1901, 157.）

[28] J. J. Turner 全名Joshua J. Turner，原为内地会宣教士，1876年到山西布道赈灾，1882年转入英国浸信会。

[29] 表格引自Fire and Sword in Shansi,157。不同文献提到的中国信徒殉道人数和财产损失皆有不同，甚至出入较大。因年份久远，考证不易，只能先把叶医生书中的表格列出供读者参考。

[30] 详参：Phyllis Thompson, D. E. Hoste: “A Prince with God,”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97-98。

[31] 原文：“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Work in Shan-si,”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 1901, 163-64。原文由何斯德教士的信件编辑剪裁而成，帮助当时的英国读者了解庚子教难后教会重建的种种复杂、痛苦的难处。

[32] 按山西牧长写给内地会上海总部范明德教士（John Stevenson）的报告来看，第一笔是庚子年腊月收到的1500两（合215英镑）赈灾银，翌年正月收到第二笔2000两。到了1901年6月6日，许长老从上海返回，又带回3000两，主要在平阳、潞安、隰州、大宁、吉州（Kih-cheo）一带二三十处派发。除此以外，山西巡抚岑春煊还通过一位太原府的教会成员，向全省基督徒分发了四万两赈济银（合5700英镑）。此事之后，山西教会才收到内地会总部发来的电报，淳淳劝诫他们不可期冀西方列强向父母官施压赔偿。详参：Report from Native Officials of Shan-si Church – Translation of Letter from the Pastors and Elders of the Churches in Shansi- to Mr. Stevenson, received 25th July, 1901,”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Oct. 1901, 145-46。

[33] 原文应该是白话中文，由何斯德译成英文登在《亿万华民》上，原文已佚，本文是从英译复原的现代中文。

[34]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Work in Shan-si,” 163.

[35] Pai-tsi是官员统一印发的弃教声明，贴在信徒家门口，在很多情况下，这只是友善护民之举，官方和信徒都视之为在非常时期渡过难关的空洞之言。

[36] 编译自“In Memoriam – Elder Si, of Hung-tung,”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 1902, 154，原文综合了Days of Blessing中师长老本人的见证和陆义全（A. Lutley）教士的回忆写成。

[37] 参：<庚子教案前晋南教会风貌>，《教会》82，2020年6月。

[38] 卫医生1891年9月自费赴华宣教，两年后加入内地会，在平阳从事医疗布道。1900年7月9日，在山西巡抚毓贤手下与妻子和幼儿一起殉道，年仅36岁。卫医生的家人收到噩耗后以德报怨，捐资兴建一家医院，中文名善胜医院（Wilson Memorial Hospital），取罗马书12:21“以善胜恶”之意。

[39] 原文为顾纯修先生（E. J. Cooper）在1902年5月13日内地会伦敦年会上的报告。“Address by Mr. E. J. Cooper,”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902, 75-77. 略有删改。

[40] 两人为米姑娘（Hattie Jane Rice，1859-1900）和胡姑娘（Mary Elizabeth Huston，1866-1900），1900年7月13日，逃难经过山西泽州（今晋城市）时遇袭，米姑娘当场重伤过世，胡姑娘被车碾过后，由地方官护送与众宣教士会合，8月11日在湖北云梦不治过世。

[41] 顾师母（Margaret Cooper nee Palmer）在逃难途中，于8月6日在湖北应山县（Ying-shan）境内，伤重不治而去世，时年45岁。8月17日，顾家幼儿 Ernest Brainerd 也在父亲怀中夭折，享龄不到两岁。

[42] 摘录自山西巡抚岑春煊于1901年10月11日颁布全省的公告。

[43] 1900年，罗教士收到上海总部的电报，指示他十天后和顾正道牧师（William Cooper）一同启程，若按此计划，他势必与顾牧师一起在保定府遇难。但罗教士改坐火车到天津，因为义和团破坏了铁路，他所坐的火车成了最后一班车（“Some Farewell Address”, 157）。

[44] 山西牧长在1901年中的统计，全省与内地会系教会相联的会友和慕道友在六至七千之间，“Report from Native Officials of Shan-si Church,” 146。

[45] 《挚爱中华》，261页。Stephen Neill (1900-1984)，著名的英国圣公会宣教士、主教和学者，曾著有多本有关教会历史的著作。（参：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ephen_Neill，2021年2月25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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