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国内近代传教士学术研究尚在起步阶段，这本书被后进学者视作经典，引用率极高[4]。顾先生的书，也很快引起了海外各界的注意，包括一名叫海恒博（A. J. Broomhall）的医生。海医生的祖母为戴德生的大妹妹戴贺美（Amelia Taylor Broomhall），海医生的父亲是海家十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幺海文启（Benjamin C. Broomhall），因为父母都是赴华传教士，海医生本人也在中国出生、中国长大，成人后又响应中国禾场的巨大需要回到出生地，先后在四川阆中、昭觉等地从事医疗传道，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往菲律宾，在一个荒蛮小岛上向部落族群继续传递古旧福音。退休回到英国老家后，海医生又以惊人的毅力抛开一切既有的前人作品，重新从原始档案梳理起，在1981-1989年间陆续推出七卷巨著，相当于内地会通史。写作期间，海医生获阅了顾先生等学者对“传教士与谍报”的相关批评，故在1989年出版的最后一卷书《死亡并非终结》（It is not Death to Die）的末尾特别提到此事。显然，这位内地会老中国通的回应是不当忽视的。
海医生指出，在戴德生的时代，坊间通用的经济型商务电报编码为“万国码”（Unicode）。大约在1904年前后，内地会选用了“兰茂密尔”（Lammermuir）[5]和“内地”（Inland）两个单词为电报地址（相当于今天的电子邮箱地址）。[6]直到1907年，内地会才正式出版了一本由郭豁达（John J. Coulthard）、卫保哲（Tom Gear Willett）以及鱼爱光（Charles T. Fishe）等三位传教士校勘的综合电报代码本。由于时代发展和语言环境的不断变换，需要经常修订原有的编码。1929年，由巴贝山教士（Frank Parry）负责修订的新版电码本再度问世。内地会的电码本和“万国码”一样拥有版权、可以出售，供其他差会或商业机构购置使用，因此毫无秘密可言。差会使用代码的作用，纯粹是将冗长的句子转为短字，以减轻电报发送的时间和费用。这本重达1.5公斤的电码本，不可能人手一册，而是存放在设有电报局的市镇宣教中心里，供地区干事或地区主任作事务和行政上的联络。[7]
其次，虽然范明德1907年的序言中曾有“未经许可不得重印或出版本电码本的任何部分”，[10]但这应该是就维护版权而言，而非指秘密不可泄露。师学韫（James Stark）在1913年第二版的序言中已经提及，好几家别的差会已经采用了同一电码本。[11]笔者至少在英行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和新西兰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of New Zealand）的档案资料中看到这两个差会使用内地会电码本的文献，可见这确实是一本公开使用的工具手册。
从电码本引言中的介绍来看，内地会的编码信息量非常惊人。譬如，“库尔撒德夫妇和孩子们将于9号乘坐巴特菲尔德及斯怀尔号启程”（英文：Mr. and Mrs. J. J. Coulthard and children leaving by Butterfield & Swire’s Line on the 9th）这样的长句只需“32264/11209”（即DEBEYIDATA）几个字符即可表达，大大节省了通讯的费用。[14]余生也晚，没有赶上电报盛行的年代，[15]但是仍有两次撰写电文的记忆。一次是小学时期，外公为了考一考我的语文能力，让我拟写一条电文发回老家，我用白话文写完一行后，外公拿起来用半文言另写一句，字数大减，节省了不少钱，让我见识到了中国古汉语的简洁与精炼，印象极其深刻。多年后，我已初中毕业，姑妈接到一条讣闻，同样为了考查我的语文能力，让我拟写一篇悼词。这次考查的焦点不在篇幅长短，而在于文字典雅，所以那次的电文我也是仿照古文的格调，字数虽不多，但若译成白话文信息量也不少。由此看来，电码的功用类似于速记（shorthand），省时省钱。
第二，在整个探究过程中，最让我惊讶的是顾先生对电码本原文的误译。我按照顾先生回忆录中的线索，找到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该书第120页上确实影印了1907年版的内地会电码本的101页，但有些字体因为较小而比较模糊。我在1913年的版本里找到了同一页内容，页码为171页（表格编号101）。其中第69号的原文为“difficult to get reliable information”（顾译：‘很难获得可靠情报’），第73号的原文为“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can (about)”（顾译：‘你要尽可能搜集一切情报’），从第83号到第88号的前半句都是“In view of information received”（顾译：‘鉴于所收到情报’），稍有英语常识的人皆可判断，“information”这一单词在这些上下文中，不能武断地翻译成“情报”；相较而言，“情况”、“消息”等中译更为客观和中立。或许，顾先生的“顾氏译法”，并非“故意”（“顾译”的谐音）误导读者，因为在中国学界英文普及之前，“information”一词几乎被约定俗成地锁定为“情报”的对应词。笔者的父亲曾经在中国某大城市的“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每当我把父亲的工作单位告诉别人时，对方都以为他在保密单位工作。其实若放在今天，这个机构或许会被命名为“科技信息研究所”。
我特别细看了影印件上比较模糊的第87号电码，全文为“In view of information received，Secretary of State recommends（that）”（顾译：鉴于所收到情报，美国国务卿劝告……），Secretary of State确实是指美国国务卿，但是关键在于劝告的内容。这个疑问在第88号电码中得到了解答。该号电码的全文为“In view of information received，Secretary of State strongly recommends the recall of all missionaries to the coast”，意为“鉴于所收到的情况，美国国务卿强烈建议所有的传教士撤退到沿海地区”。乍一看，好像美国政府与传教士确实有听从调遣的关系，但若结合外交常识，读者应该不难看出，这只是一条普通的“撤侨令”；顾先生翻译了87号电码而不是更完整的88号电码，是不是另一种“故意”（顾译）的选择？
最后，历史研究最忌孤证。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名传教士、运作了近百年的国际差会，如果参与谍报工作，一定会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可以相互印证的蛛丝马迹。因此，笔者先查看了1947年版的《中国内地会禾场手册》（Field Manual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s）。如果内地会传教士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情报，这份人手一册、新兵必读的内部文件中，一定会有授受电报收发和情报传递的指令。然而，无论是目录还是提纲性的小标题，都未提及相关内容。笔者也记不得所阅读的内地会传教士回忆录中，曾有关于谍报收集的情节。有兴趣的学者若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还可以查阅内地会历年仅供内部交流的《禾场通讯》（Field Bulletin）和主任牧函（Director circular letter）。证实内地会传教士与英美政府“幕后交易”最直接的渠道恐怕便是查阅英美政府及国会已经解密的档案。若连这些做学问最基本的功夫都未曾投入，单凭一本电码本的孤证就此认为传教士都是谍报人员，如同在厨房里找到一把刀，就判定主妇是杀人犯一样武断 —— 即便刀刃上有血，也得先验一验是鸡血还是人血不是？
[11] China Inland Mission Private Telegraph Code, Shanghai: CIM, 1913, p. iv.
[12] 原文： To J. Gurney Barclay：“We used to have the C.I.M. old Code Form. May I suggest that the C.I.M. New Code Book be adopted for use out here, and that the main stations be supplied with a copy, and that C.F.S. be asked to advise the Consuls that such a Code Book has been adopted by us.” …. Alex Maxwell (8. 3. 35 from Mienchow, W. China)（Section I, Part 19, G1 CH3/1, File 2, West China Mission 1935-1948, Reel 404,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通知英领事一节可能会引起新的猜测，但是除非有进一步的证据，笔者推测，领事馆可能是收发编译侨民电报的地点，并不一定与谍报有关。
[13] 原文：J. Gurney Barclay, Esq.：“the new C.I.M. Telegraphic Code” book will cost 13s. 6d. each copy to us. I am informed that they have a full stock in London. There are of course other, and cheaper, codes, as, for example, the Unicode, but none of these is so full as the C.I.M. There is also the Via Eastern which we used sometimes years ago, but that, again, is not nearly so full as the C.I.M. Also in the latter code the words are mostly long, and the cost of coding at present is a five-letter word, which makes expense considerably more than it used to be. Of course I do not know what the cost of cabling in China itself would be. Date: 12. 4. 35 （Section I, Part 19, G1 CH3/1, File 2, West China Mission 1935-1948, Reel 404,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