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九年中国内地会33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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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人” ——一八九九年中国内地会33周年年会致辞
2020年03月号（总第81期）, 期刊, 本期推荐文章 “给我一人” ——一八九九年中国内地会33周年年会致辞已关闭评论

编译/亦文


编者按：1899年《亿万华民》的六、七月刊，大篇幅地登载了内地会33周年的年会内容。本文编译了其中两位客席讲员的致辞和内地会本部主任的发言，作为纪念庚子教难系列的第二篇，望能使读者对于教难前夕内地会的属灵面貌有所认识。这三篇百年前的演说，在神学上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但今日读来仍撼动人心，更令人深思基督工人的呼召与使命。



引言


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夫妇带领16名新同工，搭乘一艘叫“兰茂密尔号”（Lammermuir）的三桅帆船前往中国。虽然当时内地会成立不到一年，却已组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同期出发的宣教队。即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除了短宣以外，16人一次成行的宣教团队也是极其罕见的。从此以后，每年“兰茂密尔号”启航的月份，内地会都会组织纪念性的聚会，后来逐渐演变为年度大会。1899年5月9日周二，英国内地会本部在埃克塞特礼堂举行了第33届年会。埃克塞特礼堂位于伦敦河岸街（The Strand）北面，大厅和小厅加起来可以容纳五千多人。三十多年来，不知有多少宣教新人、述职同工和禾场老兵，包括著名的“剑桥七杰”，曾在这个礼堂的讲台上，宣讲神对他们的呼召、陈述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也不知有多少英国教会的肢体，在这个礼堂的观众席上，为遥远的中国献上祷告和祝福；无数少男少女，在此领受“马其顿的呼声”，长大成人后接过宣教的棒子，奔赴远东。



这次年会的主要客席讲员，是5月9日下午场的英行教会（CMS）代表伯勒斯牧师（Rev. W. E. Burroughs），和晚场的伦敦会（LMS）代表摩根牧师（Rev. G. Campbell）。年近67岁的戴德生因病滞留中国，未能亲莅，所以两场之间，由内地会英伦本部主任（Home Director）侯尔道（Theodore Howard）先生以主席的身份代表内地会发言，继由当时在英述职的宣教同工们汇报了神州大地各子禾场的福音事工。[1]



再来说说内地会与英行教会及伦敦会的渊源。戴德生在1854年刚到中国时，在华的差会屈指可数，其中英行教会和伦敦会是经验最老道的两个团体。前者是1799年成立的英国圣公会差会，后者则是1795年成立的公理会差会。第一位赴华新教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就是伦敦会差派的。早在英国老家巴恩斯利（Barnsley）的时候，戴德生就拜访过当地公理会牧师，借阅伦敦会宣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所著的《中国：现状与未来》（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到了上海之后，他拜会的第一位宣教士就是麦都思，因为差派他出来的中国传道会（China Evangelisation Society）没有提供任何安置费用，戴德生不得不寄居在伦敦会的“麦家圈”[2]，并结识了好几位宣教同道，奠定了终生的友谊。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未来的妻子，也将是伦敦会已逝宣教士台约尔（Samuel Dyer）的遗孤。



与戴德生一起寄居搭伙在“麦家圈”的，还有一对英行教会的包尔腾夫妇（John Burdon）。不久包夫人病逝，三年后（1857年）包尔腾迎娶台约尔的大女儿宝丽娜（Burella Dyer）为妻。次年1月20日，戴德生在宁波与宝丽娜的妹妹玛利亚成婚，与包尔腾成为连襟；令人扼腕的是，到了8月，宝丽娜因霍乱在上海去世，包尔腾重历丧妻之痛。



1866年，“兰茂密尔团队”抵岸后，运河两岸只有杭州这个城市愿意接纳这群“番人番妇”。戴德生在杭州府城租下一个大院子，带领这群改穿中国服装的年轻同工同吃同住，并肩协作。但这种集体生活与宣教传统模式截然不同，引起了同城事奉的英行教会牧师慕稼谷（George Moule）的不满。但是内地会与英行教会的合作并未就此结束。随着时间的流逝，内地会渐渐赢得了众差会的尊重和赏识。1885年，“剑桥七杰”之一盖士利（William W. Cassels）以圣公会牧师的身份加入内地会，到四川服事。十年后，英行教会设立华西教区，盖士利成为首任华西主教，在职三十年之久，成为跨机构合作的佳话。他所主持修建的圣约翰大教堂，可容纳两千人，迄今为止仍是中国西南规模最大的教堂。



1899年年会举行期间，虽然当时山东和河北的旱灾，已逐渐成为酝酿义和团运动的温床，但是宣教界的注意力，大多还是停留在巴蜀一带烽火连天的“余栋臣起义”[3]，内地会团队，刚刚从明鉴光（William Fleming）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准备投身于更广阔的福音事工中。整个年会的主旋律，也是积极进取，展望未来，并没有过多留意中国华北传来的隐隐雷声。了解了这些背景，再来读1899年年会上两位“兄弟单位”代表的致辞，以及内地会英国主任的回应，我们才能更加“身临其境”。



“给我一人”——伯勒斯牧师的致辞[4]


在这样一个场合，让一个不属于贵会的人在聚会日程中占一席之地，允许他代表另一个差会的手足之情表达热忱厚谊，记念你们在神的帮助下，在神州大地所持续的所有事工，实乃慷慨友善之举。你们也在英行教会刚刚度过的有意义的历史时刻致以友爱之情。恰巧那封贺函今天刚刚在我们的理事会上被宣读，我们在此也衷心回报你们的爱意，请允许我大胆地说，全世界鲜有任何宣教差会（假设有的话）能像内地会那样，在执行我们主的共有使命方面，在目标和原则的合一上更吸引我们。



当听到今天下午宣读的报告，得知神在过去的年月中，正如祝福我们一样，祝福你们，我们实在是衷心地喜悦和感恩。作为英行教会，我们刚刚过了一个世纪（百年庆），而今年你们刚刚度过了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因此，我们把两个机构互作比照算是公平的。当我回顾我们第33年的规模时，我发现内地会要大得多，也强得多，且面对更光明的未来。[5]



我们觉得像是刚刚展开亲爱的主的新事工，但是又觉得我们好像已接近事工的尾声。我有幸参加一次英行教会百年庆在外省举行的聚会。一位演说家兼发言人在结束时对广大会众说，这将是英行教会在未来举行的一长串百年庆的第一届。轮到我站起来时，我不揣冒昧地说：如果被您言中的话，那么索尔兹伯里广场（Salisbury Square）[6]将心痛欲裂。事实上，我们最大的期盼则是，这是英行教会所需经历的最后一次百年庆。在未来几百年展开之前，我们已经交付了责任。这个责任，不是让整个世界改宗，也不是在名册上添加受洗记录（虽然我们为这些事感谢神），而是福音传遍普天下，对万民作见证。接着，末日便会到来——求神使这一天早日到来。



此外，也允许我说，在我有幸任职的差会和今天在此聚会的差会之间，还有一种原则上的宏观认同感。



不论是你们内地会，还是我们英行教会，对未来都毫不担忧。我们都完全确定——我想我们或可说我们有“共同的约定”。我们在对主的命令的单纯信心的基础上向前挺进。不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不会问银行账户上有没有大笔余额。那些神所赐你们的福音使者，才是你们进账中的最佳部分。要记得，你们和我们准备把他们差派出去，乃是完全单纯、合乎圣经地相信，那由神差派出去的，神自己会丰富供应。我相信神会悦纳这样的信心原则。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你们一直谨慎遵行的原则。我真希望每个差会都在此事上与你们同声共气。正是因为这个原则，我们的兄弟才会在此聚集——你们相信祷告的力量。我记得在爱尔兰的一个学校教室里，如何受教于亲爱的戴德生先生。当时我正快乐地作着一名狭隘的神职人员（parochial clergyman）。他告诉我神回应祷告的一个途径，我从未忘记他的话。他告诉我们，一群宣教士如何聚集一堂，思考差会当时的各种需要。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需要告诉母国，在1887年终前需要差派一百名新人到中国。这确实是狮子大开口，但是他们求神赐给他们这一百人。那么，神如何做呢？祂给了他们102名宣教士，但是其中两人在抵达中国前不得不因病返回。所以神按他们的信心，不多不少地成就了他们所要的。神必回应我们的信心。自从百年庆以来，我们一直求主赐我们两百名合祂心意的同工，可以马上离家奔赴宣教禾场。在我今天离开办公室之前，我的干事弟兄告诉我，从百年庆到今天的短短几天内，已有一百份申请送到了索尔兹伯里广场。我相信神要为我们行诸般大事，我相信你我正站在这个世界即将看到的最奇妙的时代的边界之上。但是，让我们起来迎接它。让我们用信心起来迎接，用舍己精神起来迎接它，以确信这是神所赐我们之工的信心起来迎接它……



在我们百年庆那一周，我在这个讲台上听到如此的分享：“在中国有一百万个村庄，从来没有听到过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这个信息自此一直紧扣我的心头。我向神祷告说，这个信息也能紧扣在座一些人的心。你可能有这些村庄的照片，如果这些照片在这个聚会上以每分钟一百张的速度移动的话，你将要在这条不间断的流水线面前坐上将近七天七夜——这还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照片，而是一整村一整村从未听过主耶稣爱他们、为他们而死的男女老少。但是，不要沮丧。事工是巨大的，但我相信，真道正以比你所知的更快更广的速度传播开来。



容我给你们一个例子。我的朋友霍约瑟会督（Bishop Hoare）[7]，曾任宁波一所学校的校长多年。两年前，他收到一封邀请，来自于一个从未有英裔宣教士涉足过的中国城市。有两三名中国信徒到了那城，心中带着基督的爱，手上拿着中文圣经，开始在那个大城宣讲基督。霍校长收到的信来自于该城四十人之手，问他能不能前去为他们考道，为他们施洗。除了这个要求之外，信中还有一份佛堂的地契。这四十名男子说：“我们已经用自己的钱买下了这个庙，我们请你来把这个地方献给神，为祂所用，把我们组织成为一群会友，使我们得以在这黑暗之地成为光。”当时的香港主教包尔腾会督（Bishop Burdon）[8]看到此信后，对我的朋友说：“我想和你一起去。”两人结伴而行，成为进入那个中国城市的第一批英国宣教士。他们考查了这些人，发现他们单纯地依靠救主的恩德，并信靠祂。一个主日清晨的早上六点，在那个佛堂里，也就是那个偶像和一切与偶像相关的东西都被清扫一空的地方，这四十名男子因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领受了洗礼。正午时分，他们再次聚集，我们的会督为他们按手，坚振他们的信心；日落之后，那张曾经被香火熏侵的供桌，如今却铺陈着主以至于死的爱[9]，这四十名男子和两位宣教士一起坐下来，宣告他们对耶稣基督及祂钉十字架的信心。



我相信类似这样的事工，正在远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广阔范围中传播。福音的真道，因着神的恩典，正在传播。也许中国今天的福音化程度，也超过了你我所知。



但是，我们未来的事工当是什么呢？我说，我们必须以舍己的精神起来迎接。我认为，我亲爱的朋友们，整个问题都在其中，神赐给我们这些敞开的门，现在我们既需要男性的同工，也需要女性的同工。我们需要父母为主教育孩童，献身这一事工。今天下午你离开这个大厅之前，你需要一个释放的灵。你所需要的结论，以四句短诗的形式给了我，让我把它当作临别赠言留给你们，以至于这段话，在我们离开大厅时，成为你我的座右铭，为神所告诉我们的事向祂感恩：



我只是一个人，但我仍是一个人。

我不能做每一件事，但我能做一些事。

我能做的我便当行。

而我当行的，靠神的恩典我便将行。



愿神使祂的百姓在祂大能的日子里遵行主命。



“我们要的是最优秀的人才”——年会主席侯尔道先生的发言[10]


主所爱的基督徒朋友们，我们亲爱的朋友伯勒斯先生今天下午提醒我们，中国内地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差会。近来我们的心思和头脑都装满了百年庆[11]，以及涓涓一滴成江河的种种进展。我们为神所做的大事而感谢祂。如今，想到神允许内地会近几年来与诸大差会同在祂的丰富祝福上有份，我们便欢喜快乐。



我一生中最荣幸的事之一，便是自幼认识戴先生。那时他是中国传道会（China Evangelization Society）的一名年轻宣教士，准备前往中国。[12]大约九年后，他身心交病地返乡，但心中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渴想之爱。约在1865年，内地会成立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866年有16名宣教同工，[13]今天本会则有806名成员。神做了何等的大事！我们只能说，当我们看到祂为此事而召聚的诸般器皿时，当把一切赞美荣耀都归给祂。



今晚我们当思想神所锻造的，且当在尚未成就的伟大事工的光中思想此事。刚才提到单内地会便有806位宣教士。我记得本世纪初中国一位宣教士都没有。[14]而现在，共有2400位宣教士参与了六十来个差会和机构的在华事工。据说现在中国的归信者有八万五千来名，在过去十年里翻了一番。本会现有164个宣教站，去年有1029人受洗，71名宣教新人加入本会前往中国。我们说：“这难道不是一项伟大的事工吗？难道不是卓有所成，且仍不断成就的工吗？”但是，看看这些宣教地图中布满黑色方块的这一张（见下图），只有很小一点白色。有人告诉我，这个白点就是我们做成的工。我们必须记得，这一事实仍然成立，正如金尼斯博士（Dr. Guinness）[15]所创作的赞美诗所说的：“中华大地之上，每月百万之众；未识真神，先尝死味。”[16]难道我们的心不当充满渴望，差派宣教士出去，甚或自己成为宣教士出去，向正在灭亡中的亿万之众宣讲福音的喜讯吗？

我知道那些出去的人是冒着性命之虞。就在过去这一年，我们第一次把团队中那位戴上殉道冠冕的同工载入史册。[17]我们说：“好伤心！”——这便是事工的代价。但是当我们起来超越眼见的（或许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些事情），我们为祂仆人的忠心献上感恩，他此时已带着极大的喜乐侍立在祂的面前。



过去这一年，我们也当记下神另一次施怜悯，那便是把我们亲爱的朋友戴德生先生从严重的病痛中救拔出来。[18]你们会为他多多代祷吗？



我相信今晚聚会中的有些人是神所拣选、把祂爱的信息带到中国去的仆人。我个人向你们请求，向神祷告并信靠祂，即便是我们的可怜语词，因着圣灵的大能仍能打动你们的心，讨神的喜悦。这样你们便听见祂的呼召，得以顺服这一呼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发现耶和华的喜乐，乃是你们服事的力量。



我也想说：我们要的是你们中间最优秀的人才。我们要的是众教会能给出的最棒的同工。我们要那些在体格上、思维上、智能上和灵命上都充满能力的人，因顺服主的命令而被差派出去。我们要的是你们中间那些虽在今世诸般富足，却愿意且切慕为耶稣基督在华的事工屈身服从的人。我们要的是医疗宣教士，我们要的是最优秀的那种。



我们要的是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愿把他们的年华、恩赐，以及其他一切所有的都带到海外禾场并以此为荣的人。我们劝弟兄，也劝姐妹，“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来11:26）。



愿神把祂灵的大能充满我们，无论我们留守母国，还是飘洋过海，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都能成为圣灵充满的人。阿们！



在属灵之域——摩根牧师年会闭幕致辞[19]


主席先生，亲爱的朋友们：



我很高兴有机会站在这个讲台上，今晚我以伦敦会同工的身份来到你们中间。我们能够超越方法层面的问题，触及到宣教事工的基本原则，对我而言乃是极大的喜乐。我们今天需要以一种新的认知态度与每一个差会联络，那便是看到，真正的宣教事工本质上是属灵的事；人的热心发出的泡沫，无法成事。只有当我们个人进入与祂的紧密联合，才有可能增进对宣教事工的兴趣，和为我们的主在尘世所立诸般事工的深深委身。我很确定我们都有此感，我相信，我的听众，是一群深信宣教事工重要性的人，也是认同我心中负担之重要性的一群人——我来此便是传递这一负担，即在属灵之域从事宣教事工的必要性，单单在这一维度中兴起宣教热忱。



今晚在座可能有一些年轻信徒曾听到有人说，宣教事工是一种失败，我们的投入和参与实乃浪费时间和金钱。我相信，为了你们自己的益处，你们无需任何辩论来证明这种立场的错误性；但是我要提出，当有人对我们提起此事时，务必牢记在心的一件事——今晚我们的主席提醒我们，如果我们面前有这张地图，图上的诸多黑方块代表世上的未及之民，一个相对小的白方块代表领圣餐的信徒，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种非常恐怖的情形。但是我也很确定，主席会认同我的理解，那就是这个白方块并不代表在这个基督教时代的所有事工。即便用那个白方块代表耶稣基督教会从未得之民中呼召出来的全体选民，它也仍不能代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dispensation）最终做成的工。圣灵时代的使命分两部分。[20]我们中有些人相信选民的人数一旦满了，主就会再来。我们在等候这一天。我们在主再来的光中服事，我们也相信这一天已非常接近。



圣灵的时代不仅仅是为了呼召教会分别为圣，也是为了预备万国迎接主来。当我们在神旨意的光中开始探讨诸事时，我不认为第二点在这个时代有任何进展。但是我相信即便在失败中，我们仍能处处看到征兆：古老信仰对印度人的辖制日渐松弛，古老中华帝国的瓦解等等。那更大的事工正在进行中，为君王的到来作预备。祂自己要在地上建立祂的国度，领入那将至的、福音荣耀的时代，那时犹太人要传扬真道，万民要在一日而生。



弟兄们，今晚我指出这一点，因为年轻的信徒在“数人头”时难免会有挫折感。当我们在祂的旨意中得安息时，见到祂乐意显示给我们看的那一部分便感知足时，我们才会为了神的缘故，在基督的事工中停止“数人头”这码事，且更多地依靠永生真神按祂自己的方式做成祂自己的工作。远远超越我们能用统计表格的形式计算的数据以外，这个世上正进行着巨大的准备性工作。



请允许我，在我开篇所提之事上多说一两句。我们着实需要记住，宣教运动是全然属灵的工作——从神的心中发出，最终由活在神生命中的男女信徒来推动，无论他们是在国内还是海外。我们在划分国内布道和海外宣教一事上犯了可怕的错误，这其实是同一项伟大的运动。我们需要回头面对这个事实：只有一位工人，那就是唯独三一神中的圣灵能将基督的诸事启示给信徒（亦即通过启示使信徒能有基督的样式）；也只有同一位圣灵能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21]只有这样，这项事工才有可能向前推进。那一种与神的属灵联合，在与其他人的接触中，会以巨浪的形式推动感染他人。当然这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能力。今天我不想对那些在禾场的同工多说什么。我们尊敬他们，唉，但是我们为他们的代祷何其少！我为你们中间每一位在神面前为禾场同工们的恒久代祷而感谢神，今天从整个教会来看，我们何等容易忘记那些被差派出去的人。



我能不能对那些正在思考是否去海外的人说一句？为了神的名的缘故，直到被神的灵驱使之前，莫想去中国或其他地方；直到你被圣灵的能力带入与基督活泼的联合，不得不说出：“我若不去，便有祸了”的地步之前，就不要去。即便当我们用恳切盼望的眼睛盯着需要做成的事工，心中充满主的热心；即便在那时，我们也需要学会肃立，然后当祂说：“谁能前往？”我们才可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22]因我若不奉差，便不能去。”



我想在总结时强调另一点。你不可在我所说的话里找到一个偷懒的理由。你没有权利说：“那么，好吧，我肯定不用去了，因为我没有被驱使。我没有这种感觉。”我的弟兄姐妹们，可能你们的生命中缺乏蒙召的感受，但这本身就是错的。你我首先就应该想要进入这种与神的联合，这样的话，若祂想要使用我们的话，便可以呼召我们。问题是，神无法使用很多原本可以在中国或别处被祂所用之人，乃是因为他们不听祂的话。祂呼召了他们，但他们充耳不闻；他们不想理解那对他们发话的声音。他们和永生真神之间没有亲密感，祂也没有机会对他们说话。所以我说这里有更深层的问题。奉神的名我警告你们，不要试图在你们的恶中逃避责任，幻想我今晚所言是最后之言。更值得我们深思的那句话是：到神能找到你的地方去，让祂一找就找到。留心敬听，这样祂发声时你才能听到；且当一直求问：“主，你要我做什么？”我们只能以受膏的耳朵进入与祂的这种关系——整个生命进入与祂的亲密关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19:10）基督的大使命在此被浓缩成一句话。若你是属祂的，不是因为你选择了祂，而是因为祂选择了你；你属于祂是出于生命之善，即由圣灵赋予的新生命。



若你拥有这种生命，记得这一生命会按照生命之主自身的行动轨迹而运作。如果祂来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那么这也是你当视为己任的事，出于你赖以生存的新生命的美善，并非以同样的方法，却是以同样的道理，去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你成为在这件祂不得不行的大事上与祂同工的伙伴。在这件事上，你有责任，按着祂所赐的才干，去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你没有权利把自己藏到任何有关你当如何行的错误观念的背后，说：“我不能拯救，因为我看不到，也感受不到此事的负担。”寻找是你分内之事，你有责任在与你的永生之主的生命联结中尽本分去寻找。所以我今晚要对信徒强调，不是关于奉献一事——我无心在此强调此事——而是说，当你从内地会第33届年会回家之后，你当单独与神相处，在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当说：“哦，神啊，求你藉此机会对我说你要说的话。”[23]我的弟兄姐妹们，我今晚在此斗胆说：如果你们都回家如此行的话，24小时之内便会产生一场革命。此事将革新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财务关系，也将革新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个人关系。如果我们以完全降服的态度给祂这个机会，让祂告诉我们祂想要我们做什么，或许今晚与会者中，会有人开拔远征他乡，也有可能，一些原以为自己该去海外的人会留在家中。不要忘记此事。我对这一点极度渴望——比对其他任何事都更渴望——我们这些自称呼求主名的人，首要之务乃是寻求神的旨意。过去这一个月，我在不止一次聚会上，提到我去年在美国时遇到的一件事。[24]一位牧师前来见我，说：“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一些有关增进事奉的圣灵之洗的事。”我对他说：“我的弟兄，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究竟要从你所说的圣灵之洗中得到什么？你想要藉此做什么？”然后他就告诉我，我相信他的情况在很多人中是很典型的。



“嗯，”他说，“我在此地这个教会作牧师已有多年，我试过这种或者那种方法，却没有办法推动任何事。”然后他说：“我开始觉得什么事出了状况，我觉得如果我能得到你们中有些人所谈论的那些东西，会帮助我填满我的教会。”我说：“我的弟兄，这整件事都错了，背后有行邪术的西门[25]的灵。你的本分不是指望神的灵以变魔术的方式来填满你的教会，你的本分是说：‘现在，主啊，指示我当在何处。’如果你得到这一祝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的祝福，一个完全降服的生命——神的灵可能在你身上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带领你走出牧职。”于是这个人整装回家。一两个月前，我收到他的一封信，其中说：“我回到家，从教会辞职，停止事奉，开始经商。”然后他说：“在过去这四个月里面，神让我看到我带到基督面前的灵魂，比我这些年在牧职上看到的还多。”关键是在神要我们在的地方，是我们随时与神同在，是我们只听祂的话，只回应祂的旨意。我相信，以热忱和恳切，当我们到达那里时，宣教的大问题已经解决，将有大批人马和财富浇灌到这一大事工中，为救主赢得新妇，为将临的王预备国度，为基督的缘故愿此事成就！



译者感言


三位讲员，虽然背景不同，隶属不同，风格也不同；但为了宣教的缘故同台呼吁，且具有惊人相似的属灵洞见。譬如，三位讲员都迫切想见到福音传遍全地，这和当时福音派的“前千禧年观”（Premillennialism）不无关系，但更多的是他们对灵魂的迫切之爱的自然表露。若是福音传遍全地，差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伯勒斯“不想过第二个百年庆”的盼望，与英行教会前干事亨利•维恩（Henry Venn）所强调的“众差会之寿终就寝”（euthanasia of missions）遥相呼应[26]，也与戴德生“外国差会如同脚手架”（foreign mission as scaffolding）的比喻不谋而合。记得笔者在几年前接受宣教培训期间，曾与八岁的儿子在街头看到一张无数职业会在未来五十年消失的电子广告，儿子非常担心地说：“妈妈，那时候你还会有工作吗？”我回答说：“如果五十年后，福音传遍全球的话，妈妈很乐意被裁员，快乐地加入失业大军。”1807年，伦敦会首位宣教士抵华，敲响了福音入中国的第一钟，按照侯尔道主任提供的数据，到了1899年，中国有2400位宣教士，其中内地会同工占了三分之一（806位）。从零起点到85，000名信徒，虽然增长不少，但对中国这个泱泱大国而言，仍只是杯水车薪。内地会那幅著名的“黑方白点”宣教地图，形象地展示了这个巨大的挑战。



三位讲员的财务观也互相印证。通常认为，只有像内地会这样的跨宗派差会，才是“信心差会”。其实，内地会从未吹嘘过自己比其他机构更有信心，而没有被贴“信心差会”标签的英行教会的伯勒斯牧师也提到了“信心原则”，即神会供应祂所呼召的工人，无论他或她加入什么差会。摩根牧师“无心”在年会闭幕式上强调“奉献”，他认为，若每位与会者都活在神的旨意里，则人和钱都不会是问题。伯勒斯提到的另一个理念，就是宣教工人才是宣教机构最宝贵的资产，也和内地会“工人优于工价和工作”的理念，不谋而合。三位讲员都提到了祷告、信心和舍己的重要性，因已有很多专文探讨，此处便不再展开。



三位讲员在年会致辞中，各留了三条有力的“豹尾”。一是伯勒斯牧师“给我一人”的那首短诗，一是侯尔道主任对“一流人才”的呼求，最后是摩根牧师“寻求神旨”的挑战。



“给我一人”——面对宣教的巨大挑战，我们往往认为需要一个巨人才能解决。但神却常常从启用一个普通人开始启动一个运动，而在这个普通人身上，又是从一件件小事上训练他的“手眼身法步”。方舟始于挪亚一人，终于挪亚一家，而方舟的制造过程，势必是一木一楔慢慢打造的；出埃及始于摩西一人，而摩西属灵品格的熬炼，乃是从旷野牧羊的粗活开始；以色列国的兴盛始于大卫，而牧童大卫的操练，始于溪边甩石的机弦。耶和华曾对撒迦利亚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亚4:10）现代宣教运动之父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的名言是：“期待神作大事，也为神作大事（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但他同时很清楚自己只是一个鞋匠出身的普通人。同样鞋匠出身的马礼逊在被船运公司职员奚落要以一人之力改变中国时，他的回答也清楚地表达了对全能的神的信心，而非倚靠自己这个普通人的能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戴德生自己的生命故事中也能看到这样的轨迹。戴德生所盼望的“千条生命”和“千磅英金”并非一步到位，而是由一位位同工、一枚枚英镑累计而成的。有人说，没有历史，只有传记。解构后的赴华宣教史所呈现的无非是：一条条血肉之躯离舟登岸，一个个汉字的认读和书写，一次次用两根木棍拨米粒进嘴，一句句教新信徒用罗马拼音读主祷文。若没有这些早被历史湮没的人与重复枯燥的事，便没有今天亿万之众的华人信徒。中国教会的宣教运动，愿意从一个人、一件事开始做起吗？



“一流人才”——作为一个只有三十多年历史的小字辈差会，当着两位老牌差会代表的面，尚不提嘉宾席和观众席上无数的属灵前辈和教牧同工，侯尔道主任竟然“厚脸皮”地为中国禾场索要“最优秀的人才”、“最棒的同工”，不能不让人惊叹他的大胆和坦率。英行教会和伦敦会对宣教士的资质要求都很高，前者以具备按立资格的圣公会牧师为主体，后者在华同工中涌现出了一批汉学家[27]。但因为传统宗派差会对资质的重视，符合要求的申请者凤毛麟角，所以内地会把招募对象扩展到平信徒，把遴选重点放在属灵品质上。这并不是表明戴德生在降格以求，只是他认为学历和牧衔并非向中国草根阶层传福音的根本质素。1866年启航的“兰茂密尔团队”中以工匠和手艺人为主，好几位成为中华各地的福音奠基人，其中铁匠路惠理（William D. Rudland）还将圣经翻译成台州方言，圣经公会授予他终身荣誉理事[28]。也是这位铁匠宣教士，早在1873年便在台州府见证了两处“佛堂变教堂”的神迹[29]；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我们又从伯勒斯牧师口中知道，英行教会浙北的宣教士也见证了类似的奇事。1885年“剑桥七杰”的加入，大大提高了内地会的公众形象，很多青年才俊开始关注这个“另类”的差会。到了1899年，侯尔道主任进一步提出“一流人才”的要求，尤其针对今世诸般饱足的“少年富官”们和专业医护人员。今天的教会和差会，还有魄力和勇气向会众提出同样的要求吗？而今天的信徒，还愿意在成为这样的人才之后献身宣教吗？甚或更进一步，愿意为了献身宣教而成为这样的人才吗？



“寻求神旨”——寻求神的旨意，向来是神学家和普通信徒关注的问题。摩根牧师的教导作为一家之言，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一开篇，摩根牧师便强调宣教本身是一件属灵的事，换言之，这场灵界的战争，不是靠人的热心和聪明能够成就的，虽然他并不因此否定每个差会各自的规划和方法。现代宣教运动初兴时期，为了弥补更正教过去数百年的空白，也为了突出海外差传的重要性，有些宣教领袖过分高举宣教士的身份，甚至矫枉过正地认为海外宣教是“最高的呼召”，凌驾于其他圣工之上。因此摩根牧师特别指出，当时的西方教会在“划分国内布道（home mission）和海外宣教（foreign mission）一事上犯了可怕的错误”，其实两者都是神所颁大使命的不同分支，或者说是一支大军队里的不同兵种。其他类似的两分法错误还包括：神职人员（clergy）和平信徒（laity）之间的划分，前方作工和后方代祷之间的划分，甚至还可以加上“白色殉道”和“红色殉道”之间的划分。摩根牧师的平衡教导在于：一方面强调圣灵的带领，不要冒进，自以为义；另一方面也强调信徒的责任，不可偷懒，逃避责任，因为“寻找是我们分内之事”。既要学会肃立，在态度上积极期盼蒙召，在与神的亲密关系中随时静听神的召唤，也要顺服神旨，而不是“假传圣旨”。摩根牧师所举的“牧师经商”的案例，值得我们深思，但也需小心不可滥用，成为一些人放弃呼召的借口。正如主耶稣在个人谈道的过程中可以切中要害，一针见血地向对方提出“量身定做”的挑战，相信摩根牧师也在和这位牧师的交谈中发现他的根本问题：他成为专职传道，可能只是在尽宗教义务，或者“留心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情”，所以会沦到“数人头”的地步。因而摩根牧师挑战他回到每一名信徒的起始点，那便是，寻求神的旨意。这位神职人员在这个寻求过程中发现自己的“生命事奉”（life work）不是专职牧会，而是在工作和经商中带领职员、同事、同行和客户信主。当时还没有“职场宣教”（workplace mission）和“市场宣教”（market-place mission）的理念，但是圣经中早就有“人人皆祭司”、“凡事荣耀神”的教导。



在摩根牧师所建议的寻求过程中，大家都会更清楚神对自己的旨意，想走的会留下来，留下来的会走出去。无论是生是死，是轰轰烈烈还是默默无闻，都会无怨无悔，义无反顾。或许，这解释了戴德生在动员很多年轻人出去的同时，为什么会对另一些中年人“拖后腿”。譬如，在1850年代的两封家信中，戴德生曾建议学者型的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加入伦敦会，或者获取按立资格后加入英行教会，前往中国；[30]但到了1870年代，却劝他留在英国做内地会的本部干事。有经商公关经验的海班明也确实成为一位出色的“后勤部长”，二十多年来在英伦三岛招募了无数位优秀的宣教新人奔赴神州，包括“剑桥七杰”和他自己的五个儿女。[31]侯尔道（1837-1914）是海班明卸任后英国本部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祖居的托特纳姆（Tottenham）有一群关注中国福音事工的贵格会会友，他的家族长辈中，不少成为戴德生的挚友，先是差派他去中国，后又支持他推动中国内地会的事工。1872年起，侯尔道成为英国内地会咨委会（Council of Management）的七位首批成员之一，七年后更是承担起本部主任（Home Director）的重担，长达四十多年。[32]从他留下的发言我们应能看出，他本人也是一位忠心、大胆、有见识的幕后英雄。侯尔道所引用的赞美诗作者金尼斯，也曾向戴德生请缨出征，却被戴德生劝说留下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许是因为戴德生在华期间，看到出色的苏格兰布道家宾惠廉（William Chalmers Burns）到了中国，因为语言障碍无法发挥所长，觉得有“银舌”之誉的金尼斯在英国从事宣教动员的果效，会远远超过他本人到中国所发挥的作用。金尼斯创办的宣教士培训所，也确实培训出一批批真理扎实、灵命活泼、性格坚定的基督工人，他自己的女儿金乐婷（M. Geraldine Guinness）后来也到中国宣教，并嫁给了戴德生的次子。



1899年的内地会英国年会上，虽然没有庚子教难的先兆，却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宣教界的风貌。十九世纪之所以有那么多优秀的西方青年男女来到亚非拉宣教，与西方教会出色的讲台事奉、神学教导、差会管理、后勤支持、动员牧养密不可分。虽然有些教导和策略从今天的角度而言，有所偏颇，值得商榷，但无论国内还是海外，台上还是台下，理论还是实践，信徒还是领袖，那时代的西方教会对神的忠心、信心和舍己精神，仍有很多值得我们这个时代学习。这不仅解释了为何一场宣教年会可以吸引数千人参加，也解释了为什么一年多后，那么多宣教士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可以如此平静地面对死亡，视死如归。



1899年，伦敦会与英行教会百岁期颐，内地会刚刚迈入而立之年。到了21世纪的今天，伦敦会已与其他差会机构合并，英行教会分裂之后，度过了第二个百年庆，[33]中国内地会（CIM）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OMF），不久前也庆祝了150大寿，进入“百年老店”的行列。1899年的年会的三篇讲章，对晋升“老字号”的机构而言仍有很多可学习的功课，一方面重拾草创时期的闯劲、锐气、大胆，另一方面也可以换位思考老差会和新差会之间的关系，面对新世代的新挑战。





[1] 《亿万华民》刊载的宣教报告包括：Miss H. E. Soltau, “Go quickly and tell,” 84-85; Rev. George Hunter from Hunan, 101-102; Miss Marie Guer from Kiang-si, 103-104; Mr. Samuel R. Clarke from Kwei-chau, 104-105; Mr. E. Tomalin from Shan-tung, 105-106,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s, June and July issues.

[2] 麦都思是第一位到上海的宣教士，他从1843年起和众同工们在上海创建的伦敦会分部，包括墨海书馆、天安堂和仁济医院等设施，被当地人称为“麦家圈”，今山东中路一带。

[3] 余栋臣（1851～1912），清末四川省重庆府大足县（今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人，身强体壮，人称“余蛮子”，在1886年、1890年和1898年屡次发起反洋教运动，1899秋才被官军俘虏下狱。

[4] Rev. W. E. Burroughs, B.D. (C.M.S.),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Afternoon Meeting, May 9th,”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99, 81-82. 原讲章没有标题，现在的标题是译者按文末短诗的主旨添加的。

[5] 作为参考数据，1894年左右，英行教会在世界各禾场的同工人数为：344位具备按立资格的宣教士，304位被当地教会按立的本土同工，93位平信徒同工。参：“The Church Missionary Atlas (CMS),”Adam Matthew Digital. 1896. pp. xi. Retrieved 19 October 2015，转引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urch_Mission_Society（2020年2月17日浏览）。

[6] 此处是索尔兹伯里主教（Bishop of Salisbury）的牧区办事处。1813年起，英行教会在此租用场地办工，随着事工的发展，1899年时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行政总部，直到1966年才迁往别处。详参：https://churchmissionsociety.org/about/our-history/（ 2020年2月11日浏览）。  

[7] 全名 The Right Reverend Joseph Charles Hoare, D.D.（1851-1906），中文名霍约瑟。1878-1898年间，任英行教会在宁波培训学院的校长。1899年会时他已迁任香港维多利亚教区主教和圣保罗书院校长。

[8] 即引言中所提到的戴德生的连襟，全名John Shaw Burdon（1826－1907），1853年抵华，次年按牧，1862年调往北京，1874-1897年任香港维多利亚教区第三任主教及圣保罗书院校长。

[9] 指圣餐——编者注。

[10] Theodore Howard, ESQ., Home Director, “The Chairman’s Addres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99, 101.

[11] 一些宗派差会在1899年前后的世纪之交举行了百年庆，如：英国浸信会（BMS, 1792 – ）、伦敦会（LMS, 1795 – ）、英行教会（CMS，1799 -）、英国圣公会海外差会（SPG，1701-）。

[12] 戴德生大约在1851年的时候，在侯家世居之地托特纳姆（Tottenham）认识了中国传道会的委员会成员，当时，侯尔道14岁，戴德生19岁。

[13] 指戴德生夫妇带队出发的“兰茂密尔团队”，共16名宣教新人，但内地会正式成立前便有若干同工，在戴德生的联络安排下，陆续前往中国禾场。

[14] 首位赴华宣教士马礼逊是1807年到中国的。

[15] 全名 H. Grattan Guinness，戴德生的好友和亲家，著名布道家，创办了培训宣教士的圣经学院。

[16] 诗歌原文为“a million a month in China are dying without God”，未见中译全诗。按Arthur Hacker 所著 China Illustrated: Western Views of the Middle Kingdom，诗歌歌名为 The Voice of Thy Brother’s Blood。

[17] 指澳洲籍内地会宣教士明鉴光1898年11月初殉道的事迹，详参：〈“福音鲨鱼”明鉴光之死 ——中国内地会首例宣教士殉道事件〉，《教会》80，2019年12月，103-116。

[18] 当指1899年初，戴德生在重庆参加华西宣教大会，会议期间收到明鉴光殉道的消息，会后心脏病发，夫人福珍妮迫切祷告，因而痊愈。

[19] Rev. G. Campbell Morgan, “in the Realm of the Spiritual,” closing address at the Annual Meeting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99, 99-100.坎伯•摩根（1863-1945）牧师，是当时著名的布道家和圣经教师，著作等身。

[20] 不同的时代论者的划分和界定略有出入，弟兄会创立者达比（John Nelson Darby, 1800-1882）的神学体系中包含“圣灵时代”，不同时代依次为：1. 乐园到洪水；2. 挪亚；3. 亚伯拉罕；4. 以色列；4a. 律法以下；4b. 祭司以下；4c. 列王以下；5. 外邦人时代；6. 圣灵；7. 千禧年。摩根的父亲曾是弟兄会会友，后来离开弟兄会体系成为浸信会牧师。时代论者持一般性的福音派神学立场，以一种平行但相区别的观点来看待以色列和教会的角色和结局。他们把历史分为一系列独特的时期。在每一个时期中，神完成祂大计划中的一个特别阶段。不过，认识到不同时期的区别，并非时代论神学家们的专属特征。基本上所有宗派都相信神对世界的统管有明显的时代区分，虽然有时候对这种区分的意识不太强烈。详参：皮薛士（Vern S. Poythress），〈理解时代论者（连载之一）〉，赵刚译，《教会》5，2007年5月，47-53。——编者注

[21] 参：约翰福音16:7-8。

[22] 参：以赛亚书6:1-13。

[23] 此处摩根关于“神啊，对我说你要说的话”的讲论，有可能会使读者产生困惑。分析本段前后的内容，会对理解有所帮助。摩根的讲论：1. 有经文支持，“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19:10），基督的大使命在此被浓缩成一句话；2. 有对神的主权、人的责任的正确阐释，“若你是属祂的，不是因为你选择了祂，而是因为祂选择了你。你属于祂是出于生命之善，即由圣灵赋予的新生命。若你拥有这种生命，记得这一生命会按照生命之主自身的行动轨迹而运作。如果祂来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那么这也是你当视为己任的事”；3. 有合乎常识与经验的智慧，“并非以同样的方法，却是以同样的道理，去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4. 有对人应当回应呼召的敦促，且富有感染力；5. 不是以权柄辖制人，而是督促人在祷告中亲近主，完全降服于主。读者若期待对“圣灵引导”认识得更充分，请参阅：巴刻和卡罗琳·奈斯特龙，〈圣灵的保守和引导〉，《寻求引导——在抉择中明白至圣者的心意》，尹妙珍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298-329。——编者注

[24] 1896年，慕迪邀请摩根到慕迪圣经学院教课，这是他一生54次访美之旅的首航。

[25] 参：使徒行传8:9-24。

[26] 关于早期差会领袖的差传理念，可参：袁玚，<西方传教学中“三自”理念之溯源与发展>，《基督教学术》（第9辑）（上海：三联书店，2011），19-39。

[27] 伦敦会在华团队中，独立翻译过中文圣经，或者主持过圣经翻译的同工包括：马礼逊（《神天圣书》），麦都思（《委办译本》），杨格非（Griffith John）（浅文理和官话）；公认的汉学家包括：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理雅各（James Legge），艾约瑟（Joseph Edkins）和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很多伦敦会同工因为成就卓越而被授予博士头衔。

[28] 路惠理于1897年推出台州方言新约圣经；1911年被英国圣经公会任命为终身荣誉理事，第二年，路惠理因脑瘤去世时，台州话旧约圣经还差仅仅几卷即可问世。一百年后，这本台州土话圣经，成为了研究台州方言历史演变的重要文献。

[29] 详参：亦文，〈一八七六年的中国内地会（五）〉，《教会》43，2013年9月，79-88。

[30] 详参：史蒂亚（Roger Steer），《戴德生——挚爱中华》，梁元生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81-82。

[31] 海班明的贡献，详参：柯喜乐（Norman Cliff），《圣爱的火焰 —— 中国宣教史上的海家班》（A Flame of Sacred Love: The Life of Benjamin Broomhall 1829-1911），韦华林译(台湾：宇宙光出版，2006)。海家共有十个儿女，其中成为赴华宣教士的包括：海姑娘（A. Gertrude Broomhall, 后来成为剑桥七杰之一何斯德（D. E. Hoste）的妻子）、海国禄（A. Hudson Broomhall）、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海懿德（Edith E. Broomhall）、海文启（Benjamin Charles Broomhall）。

[32] 详参：“In loving memory of Mr. Theodore Howard, ”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rch? 1914, 41.

[33] 二十世纪初，英行教会受到自由派神学的冲击。1922年，保守派的福音主义者（conservative evangelicals）从英行教会分裂出去，成立了圣经英行教会（Bible Churchmen’s Missionary Society ，BCMS， 今为 Crossli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