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415 創傷外科醫生談為何加沙是最糟糕的戰區

shiyi18

By Invitation| 戰爭傷亡
創傷外科醫生談為何加沙是最糟糕的戰區
大衛諾特（David Nott）說，這就像回到了19世紀。

插圖： Dan Williams

2024 年 4 月 15 日
編者按（2024 年 4 月 22 日）： 本文已更新，以澄清一些細節。

過去 30 年來，我曾在世界各地的戰區擔任外科醫師，治療因衝突而造成的傷患，包括敘利亞、也門、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創傷、爆炸傷害和槍傷造成的碎片影響需要一套特殊的技能來處理。
有時候會有大量傷患，我在 30 多次的戰爭任務中所見過的一些病人，他們的傷勢非常嚴重，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單位也很難處理。不過，大部分的傷患都可以利用手邊的資源處理。大多數病人至少都有機會在最短的時間內抵達醫院，以便進行最佳的手術決策。
然而，加沙與我所見過的任何戰區都不同。
在我最近前往拉法（Rafah）的任務中，位於加沙地帶南端、通往該市的道路上，一英里又一英里的固定卡車運載著援助物資，似乎哪裡也去不了。從拉法（Rafah）開到海灘路（Beach Road），大部分的非政府組織都住在那裡，這一路上的景象令人震驚。我曾在敘利亞和孟加拉的難民營工作過，那裡的帳篷結構井然有序，彼此之間相隔一段安全距離，但在這裡，我目睹成千上萬的人擠在一小片區域內。有些家庭只在頭上蓋一塊聚乙烯薄膜。比較幸運的人有一頂帳篷，但這些帳篷可能會容納六、七個人，包括小孩，幾乎沒有地方可以坐，更別說睡覺了，而且沒有廁所設施。這讓人覺得不人道。這種情況持續了數英里，小小的空地上堆滿了發臭腐爛的垃圾，蒼蠅肆虐，四周都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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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加薩的任務不是在前線擔任外科醫師，處理槍傷和爆炸傷害的碎片，而是在第二線，處理數以千計病患的手術併發症。情況比我想像中更糟糕。
我在加沙衛生部位於拉法 (Rafah) 唯一運作中的醫院工作。該醫院約有 40 張病床和兩個手術室，但當我到達時，病房、走廊和任何其他空曠的地方已經躺滿了病人和流離失所者。一間只容得下一個人的偏房，常常有六到八個病人。許多病人都曾動過手術，由於彼此距離很近，交叉感染的風險極高。許多人的傷口雖已縫合，但已崩裂，包扎傷口的紗布沾滿膿和細菌的臭味。我看到的所有人都營養不良，這進一步削弱了他們的免疫力和正常的癒合過程。
一個社會對其人口所提供的一般醫療照護完全崩潰。即使是在也門或敘利亞等惡劣的戰爭中，人們也能獲得基本的救命藥物。但在加沙卻不是這樣：所有藥房都關閉了，沒有任何藥物。因此，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以及心臟病、腎病、腫瘤和血液病患者無法獲得日常用藥。在我們醫院的 12 台腎臟透析機中，有 10 台已經壞了，另外兩台無法應付增加了 30 倍的透析需求。沒有口服抗生素可用於胸腔感染或其他胃腸道疾病等常見病症。
戰前，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開展了一項大規模傷患訓練計劃，並在醫院內為「紅色」病人分配了一個區域（這些病人會被分流為需要立即手術的病人和可以等待一段時間的病人），而「綠色」病人（這些病人是行走中的傷患）則被分配到另一個區域。但當我抵達醫院時，這個系統已經被大量的病患和垂危病人壓垮。我所看到的混亂情況是對病人分流或任何秩序感的嘲弄。
由於無法獲得例行的醫療或手術協助，擠在一起的數十萬人似乎只能靠自己；這是對達爾文適者生存理論最嚴酷的考驗。傳染性疾病的影響顯而易見，有些兒童因為簡單的胸部感染而無法呼吸，病情惡化後，肺部變成一團膿，也就是所謂的肺水腫。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臨床上診斷這種可怕的病症，而這種病症在十九世紀的醫學書籍中就有記載。在一個六歲小孩的旁邊，我發現排液瓶裡有半公升的膿液。
我曾為因盲腸破裂而奄奄一息的年輕人動手術，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沒有及早得到診斷，或是無法到醫院看醫生。我曾為因癌症而導致腸道阻塞的病人動手術，而這些癌症根本就不應該惡化到如此地步。移除後，癌細胞就被丟棄。由於沒有實驗室，病人無法獲得持續治療所需的重要病理分析。
急症室人滿為患，病人有的躺在地上，有的靠在牆上。其中許多人的肢體嚴重感染，需要截肢；有些人是因為糖尿病未得到治療，有些人則是因為之前的傷害。拉法（Rafah）以北的城市汗尤尼斯（Khan Younis）當時正遭受轟炸，許多傷者必須在那裡待上 12 個小時左右才會被送來。大多數傷者當時已無可救藥。到了早上，他們都死了。■
David Nott 是倫敦聖瑪麗醫院的外科顧問醫生，專門從事血管和創傷手術。他是 David Nott 基金會的共同創辦人，該基金會為戰區培訓外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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