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11 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

shiyi18

伊拉斯谟｜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
中欧和东欧的教会领袖们仍然出人意料地不愿谴责他们的老对手
神职人员将目光投向别处，1989年的非凡事件却被遗忘了一半

2019年8月11日

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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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铁幕的东边发生了令人惊叹的事件。波兰的自由派政府上台执政。匈牙利与奥地利的边境开放，让整个地区的人们尝到了西方生活的滋味。最后，11 月，柏林墙倒塌，一个月后，罗马尼亚的下流政权被推翻。就连苏联也举行了有争议的选举，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土崩瓦解。

流血事件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少，一种基于无神论马克思主义的治理形式失去了控制。在众多令人欣喜的结果中，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受到压制或限制的宗教自由得以恢复。如今，欧洲的东半部是欧洲大陆最虔诚的地区，部分原因是这里的基督教会承受了迫害。至少，该地区的一些普通信徒非常珍惜没有恐惧地信奉宗教的机会。


有鉴于此，人们可以想象，他们的领导人会想方设法纪念和思考共产主义的垮台。无论是通过仪式还是正式演讲，人们都会期待他们表达对 1989 年事件的感激之情，同时对共产主义黑夜是如何降临的进行一些反思。事实上，这些神职人员似乎更专注于他们所认为的当今的可怕弊病。

最近的两个声明以不同的方式说明了这一点。在克拉科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就是在这座波兰城市作为共产主义的驱逐舰出现的--当地的主教最近对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意识形态 "进行了抨击，以当前天主教辩论的标准来看，这种抨击是尖刻的。

在纪念华沙反纳粹起义 75 周年之际，马雷克-耶德拉谢夫斯基大主教将促进同性恋权利与波兰在 20 世纪所经历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相提并论。"他在 8 月 1 日宣称："一场红色瘟疫不再肆虐我们的土地，[而是]一场新的瘟疫......想要控制我们的灵魂、心灵和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而是诞生于同样精神的新马克思主义"。

7 月 20 日在比亚韦斯托克举行的同性恋庆祝游行遭到石块袭击后，波兰国内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问题的情绪高涨。当这位主教的演讲消息传遍天主教世界时，希望天主教软化对同性恋态度的美国著名耶稣会士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谴责他的演讲是 "煽动性的比较"，"只会助长仇恨和暴力"。

俄罗斯东正教教主基里尔（上图）在性问题上有很多话要说（他称同性恋婚姻是 "世界末日 "的预兆）。但在最近的一次详细声明中，他挑出了现代世界的一个不同方面。他关注的焦点是数字技术、虚拟现实和 "超人类主义"，即通过人工智能可以而且应该改善人类的思想。

在对萨罗夫市的原子科学家发表讲话时，他谈到了一些耳熟能详的主题（20 世纪 90 年代可怕的混乱局面，以及教会和核机构为保护俄罗斯核武库所做的崇高努力），同时也阐述了一些新的主题。

"我们活生生地见证了一个新神话的诞生，即超人主义神话，它反映了将科学进步本身作为目的的信念。[它]正在占据越来越多的人类思想，[并]在文化、电影、文学、电脑游戏等各个领域蔓延。事实证明，仅凭技术就能克服死亡和疾病、社会不公和饥饿，甚至精神错乱，这种想法对人们，尤其是对那些对上帝没有信仰的人极具吸引力。"

在这篇内容广泛、学识渊博、借鉴了伟大的俄罗斯思想家和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的思考文章中，有一个巨大的空白：对共产主义政权的任何负面提及，1923 年共产主义政权关闭了萨罗夫曾经宏伟的修道院及其九座教堂。基里尔感叹现代相对主义使福音难以传扬，但却没有提到过去曾有过更严重的阻碍。他谴责过于好高骛远地改造人类，却对布尔什维克不惜流血牺牲也要 "创造新型人类 "的梦想无动于衷。

在罗马尼亚，人们可能会期待有更清晰的历史记忆，那里曾经历过残酷的共产主义政权，但现在却倾向于西方。但在那里，大多数人信奉的东正教会的领导层对共产主义时代的评价也少得令人吃惊。在该国的东教天主教徒（他们以东正教的方式礼拜，但接受罗马的权威）中，情况则有些不同。今年 6 月，他们欢迎教皇方济各来到罗马尼亚，在那里，他承认被共产主义者杀害的七位东正教主教是 "受祝福的"（成为圣人的一步）。

但东正教领导层却没有做出类似的表示，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人在马克思主义者统治下遭受了可怕的苦难或死亡。罗马尼亚哲学家和政治家米哈伊尔-尼阿姆图（Mihail Neamtu）认为，"普通东正教信徒缅怀那些为信仰而献身的人，但教会领导层却比较犹豫，因为这种缅怀会引发尴尬的历史问题--包括主教与共产主义的合作"。

尽管该地区各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许多国家都可以提出类似的观点。今天，整个中欧和东欧的神职人员领袖与那些以某种方式与共产主义制度建立了各种模式的人形成了一条不间断的链条。波兰天主教领袖勇敢地保持着独立的声音，但即使是他们也不得不谨慎地选择与政权的争端。在俄罗斯，正如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遗憾地指出的那样，神职人员与政权的妥协比波兰更加卑劣：20 世纪 60 年代初，俄罗斯东正教会同意照搬苏联的外交政策，从而逃脱了几乎被消灭的命运。共产主义刚刚结束时，关于俄罗斯教士与克格勃合作的揭露此起彼伏，但很快档案就被封存了。在罗马尼亚，档案从未被打开过。


在俄罗斯，一些特殊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弗拉基米尔-普京将现任东正教领导层拉入了紧密的政治伙伴关系中，双方都称赞有必要建立一个强大且具有地缘政治自信的俄罗斯国家。按照这种逻辑，苏联时代在人们的记忆中并不是一个宗教迫害的时代，而是一个俄罗斯力量在世界上受到尊重的时期。教会确实在纪念 20 世纪 30 年代因信仰而被杀害的 "殉道者"，但其领导人如今似乎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战胜纳粹上，这种情绪很容易与对苏联的怀念重叠。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 30 年过去了，对共产主义时代的道德和精神分析仍是未竟事业。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状况，即使我们为了论证而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即人类在 21 世纪初面临着同样紧迫的挑战。了解过去的病态肯定是商讨未来之路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