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501 台灣「史達西檔案」的駭人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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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史達西檔案」的駭人秘密
研究人員挖掘出台灣前威權政權的監控紀錄。但其中揭露的真相恐將撕裂社會

2025年5月1日｜閱讀時間24分鐘
作者：蘇艾麗斯
1980年代，一位名叫楊碧泉的年輕知識分子曾在台灣首都台北進行非法歷史講座。這位魅力非凡、無所畏懼的三十餘歲青年，頂著一頭蓬亂捲髮，因觸怒統治該島的威權政府而坐牢七年。身為自學成才的歷史學家與貪讀之人，他自稱「台灣托洛茨基」。
當時無人教導台灣人自己的歷史。這座距中國海岸130公里的亞熱帶島嶼，由流亡的中國國民黨（KMT）統治。在國民黨管理的學校與大學裡，台灣僅被視為中國五千年輝煌歷史的註腳。國立臺灣大學的學生們邀請楊文瑄在每日正式課程結束後進入課堂，填補這段缺失的歷史。
「台灣性」是複雜的概念。島上居民雖有原住民血統，但多數是十六世紀從福建移民而來的漢族後裔。這座島嶼歷經荷蘭、西班牙、清朝、日本等帝國殖民。楊教授闡述了台灣人如何在歷經這些殖民浪潮的抗爭中，淬鍊出獨特的認同感。每次講座總有數十名學生駐足聆聽。
縱然不諳歷史細節，他們深知台灣對外來勢力的脆弱處境。二戰期間，盟軍從日軍手中奪回台灣，將其移交由蔣介石將軍領導的中國國民政府。不久後，蔣介石失去中國大陸控制權，逃亡台灣。他無視當地民眾感受，決意將台灣轉化為其政黨反共鬥爭的堡壘，實施長達四十年的戒嚴統治。楊教授的講座，正是這場抵抗運動的微小環節。
每晚九點半，當大學職員熄滅教室燈光後，楊教授便帶著學生轉戰日式居酒屋，聆聽他親身經歷的獄中往事。戒嚴時期約有十四萬人消失於獨裁政權的監獄體系，其中最惡名昭彰的，是座落於台灣東南海岸外的「教化」勞改營。楊於1970年被押往綠島監獄群，七年刑期中有三年處於單獨監禁。出獄後他總以黑色幽默談論這段經歷，常說蔣介石「體貼地為他安排了教育」，將眾多傑出教師與他關押同處（他還愛開玩笑說，出獄後特地去脫衣舞俱樂部，算是獎勵那些跟蹤他的政府特工）。
1980年代的台灣正值激動人心的時期。1979年美國正式承認中國共產政權後，國民黨不僅無力收復大陸，更只能在美方庇護下勉強維繫台灣政權。島上興起名為「黨外」的民主運動，其活動人士決意把握新地緣政治局勢。許多人雖身陷囹圄，但未被囚禁者則更為高調地抗爭。政府顧慮國際形象，不再如往昔般在街頭逮捕他們。
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未受監控。台灣人稱之為「白色恐怖」的戒嚴時期監控體系仍持續運作。學生們常向楊文基透露，政府特工致電詢問他在酒吧發表何種言論。楊文基對此一笑置之：那些特工除了盯著一群醉漢，難道沒有更重要的事可做嗎？
聽課者中有一位名為黃國樹的藝術系學生。黃國楨風趣幽默、創意迸發，常是酒吧最後離開的人。楊文熹對他頗為欣賞。畢業後黃國楨移居台灣第二大城台中，寄宿於一位異見書商家中。書商引薦他結識地下反對派要角，當1990年代終於開放自由選舉時，黃國楨獲推舉參選。楊文瑄目睹昔日門生成為民主進步黨（DPP）政壇要角，內心充滿驕傲。
其中一份檔案聲稱他的保母被招攬為情報員
2019年某日，楊文瑄接到政府官員來電，告知當局新取得前政權秘密警察的監控檔案庫，其中包含楊文瑄異議時期的監控紀錄。他是否願意過目？
楊前往某辦公大樓，只見桌上擺著兩疊貼滿便利貼的泛黃檔案，每疊約一公尺高。內含細密手寫紀錄：楊每日會晤對象、通話名單、酒友及談話內容。更有手繪住宅平面圖，附房間與書架照片。其中一項記錄顯示，特工在楊家附近購置房產以加強監控；另一項則聲稱其孩子的保姆已被策反為線人。
多數線人雖以代號標註，但細節已足夠讓楊文健辨識出真實身份。起初他並未動怒——他理解威權體制本就殘暴，官員們深諳如何用恐懼迫使人們就範。他辨認出的線人中，許多人其實早已為此向他道歉。但其中有位他從未察覺的人物，似乎每晚都與他同在酒吧。他驚恐地讀到，這名線人正在攻讀藝術——那人非黃某莫屬。
楊碧泉自稱「台灣托洛茨基」（頂部及上方圖）。青年時期他曾被囚禁於綠島七年——那座白恐怖時期最惡名昭彰的監獄群所在地
楊已是歷經殘酷歲月的老者，鮮少事物能令他震驚。但此事令他心痛，他如此形容：「如同背後被捅了一刀。」
在台灣以外，世人對白恐怖的認知竟如此匱乏。這場浩劫的導火線始於1947年2月27日，警方毆打一名未持照街頭販賣菸草的台灣婦女。當群眾圍觀時，警察開槍射擊，造成一人死亡。次日爆發大規模街頭抗議。國民黨軍隊實施系統性公開處決，將疑似異議人士押至台北河岸，由行刑隊槍決。更多人於深夜遭從家中擄走。無人確知「二二八事件」（因抗議發生日期而得名）的死亡人數，估計至少達一萬八千。
大屠殺兩年後，蔣介石頒布戒嚴令。新政權首要禁令之一，便是禁止任何相關討論。國民黨同時禁止使用地方語言（當時多數台灣人講日語或華南方言而非國語），企圖將台灣人塑造成「合格的中國人」，期待他們未來協助收復大陸。
「當你不知道檔案內容時，總以為裡面藏著什麼秘密。但一旦知曉真相，你會後悔自己知道這些」
為確保民眾服從，警政與情報機關在全島建立間諜網絡，招募平民監視學生、教會成員、作家、律師及活動人士。電話監聽猖獗——部分異議人士發現，若監聽人員不在崗，其市話甚至無法撥通。像楊文忠這樣的政治犯被送往綠島，那裡酷刑盛行。
如今，台灣兩千四百萬公民生活在蓬勃發展的民主社會中。選舉集會熱鬧非凡，脫口秀主持人與計程車司機皆可隨心所欲批評政府（他們確實如此，無論晝夜）。國家認同已然確立——如今僅3%民眾自認主要身份是中國人。但社會對於如何應對中國共產黨仍存在分歧，該黨堅持台灣屬中國領土，並曾威脅以武力奪取。
一方面，整整一代人在實質獨立的環境中成長。對許多人而言，被鄰近的龐大獨裁政權吞併的前景令人不寒而慄。但另一些人，特別是年長者，仍與大陸保持著深厚聯繫。許多台灣人也畏懼衝突。在二十世紀大半時間與中國共產黨激烈對抗後，國民黨如今傾向深化與共產黨的關係，以避免戰爭。
白色恐怖事件本身在台仍未被清晰理解，如何論述此事亦無共識。部分原因在於台灣九〇年代的民主轉型屬漸進式演變，而非革命性變革。未曾出現如東德那般攻佔檔案局的場景。雖解散了最顯赫的秘密警察機構「駐軍司令部」，但其餘安全機關仍如常運作。1995年，台灣首位民選總統為二二八事件道歉，並向國民黨暴行受害者提供賠償，卻拒絕揭露該時期的真相。
此舉導致某種集體失憶。國民黨雖仍存在，但已成為競爭性政治體系中的一員。蔣介石銅像仍矗立於首都中心。綠島雖設有紀念當地慘劇的博物館，但多數台灣人主要視其為浮潛勝地。（楊先生指出：「這是台灣人最糟的習慣——一旦過去的傷痛結束，他們便不願再談論。他們說： 『都過去了，向前看吧。』」）
2016年，由異議人士創立的民主進步黨首度同時掌控行政與立法權。政府官員決心揭開白色恐怖的真相，通過法案解除政治犯檔案的機密限制，並成立「過渡時期正義委員會」進行檔案分析。
蘇女士成年後才明白父親並非普通罪犯。兒時無人敢向她解釋「政治犯」的含義
推動檔案公開的動機錯綜複雜。公開立場看似崇高：未能直面暴力歷史的社會，恐將重蹈覆轍。實則部分提案者可能意在政治得分——過渡期正義委員會成立數月後，其成員便被記錄下討論如何利用調查結果阻撓某位國民黨政治人物參選。
對另一些人而言，檔案公開最有利之處在於強化台灣對抗中國的立場。民調顯示年輕世代更關注經濟議題而非中國威脅，且對台灣獨立的認同度正逐漸降低。部分檔案公開倡議者期望，揭露獨裁統治的真相能喚醒年輕世代的冷漠態度。「關鍵在於讓大眾理解威權體制如何運作及其造成的傷害，」台灣真相與和解協會的黃長玲表示。
1947年2月28日，示威群眾聚集於台北街頭（上圖）。鎮壓部隊向人群開火，其後處決數千人，此事件後稱「二二八事件」。時任國民黨領袖蔣介石（中圖）掌管島內治安。他在大陸內戰敗於共產黨後退守台灣，實施持續四十年之久的戒嚴令 （下圖）。
然而當真相委員會終於開始查閱檔案時，內容充滿驚人發現。某些揭露的事實如此令人不安，以致曾積極推動解密的人士都後悔起自己的好奇心。「當你不知道檔案內容時，會以為他們一定在掩蓋什麼，」真相委員會研究員宣素清表示，「但一旦知曉真相，你會後悔知道這些。」
楊某將關於黃建民的調查結果告知友人，相關資訊最終流傳至記者手中。2021年事件曝光時，多數台灣民眾對檔案內容一無所知。得知這位民主運動的尊崇人物竟曾與施虐者合作，眾人震驚不已。
此消息引發民主進步黨內激烈的自我檢討。當年在台中接待黃的書店老闆李金祥至今仍難以釋懷。「他住在我家這麼久，連我妻子都毫無察覺。」他對我說。據李金祥透露，民進黨高層自行調查後發現，黃是「高階且受過專業訓練」的情報員，並非基層線人。
「在那種極權環境下，每個人都必須以某種方式合作。他們必須自保」
黃明德在臉書發表題為「冷靜面對過去，承擔政治責任」的道歉聲明回應傳言。他稱情報人員脅迫其合作，承諾只要配合行動便會保護他與其他學運同儕。「當時我只想讓大家平安。」黃在貼文中寫道。他承諾將於2024年1月任期屆滿後退出公眾視野——並確實履行承諾。（黃不願接受本報導採訪。）
他莊重的回應反而加劇了混亂。民進黨內許多人傾向原諒他。曾任民進黨國防部長、並曾聘用黃為秘書的蔡明憲表示，黃已私下向他道歉，理應獲得同情。「在那種極權環境下，每個人都必須以某種方式合作。他們必須保護自己、保護家人、保護朋友，」他說。「他也是受害者。」
但仍有許多人憤怒不已。民進黨政治人物蘇治芬表示：「我們為那個時代付出代價，他卻享受民主成果成為立法委員。我認為我們對他已經太寬容了。」
蘇瑋芬在白色恐怖時期的遭遇尤為慘痛。1961年某夜，年僅八歲的她目睹雙親離奇消失——父親蘇通志因擔任「唐外」運動領袖遭逮捕，母親則因未按規定舉報而被捕。夫婦倆被押往台北郊區軍事監獄，政治犯在此被單獨鎖在黑暗牢房「反省」，有時更遭處決。
蔣介石至今仍受台灣民眾尊崇。台北設有紀念館（頂部）供人瞻仰，館內更陳列著栩栩如生的蠟像 （第二張圖）
驚惶的女孩隨親戚寄居。家人未曾透露父母下落與真相，她卻莫名感到羞愧。數年後才與母親重逢，二十二歲時才再度見到父親。直至成年，蘇才明白父親並非普通罪犯或「壞人」。
童年時，無人敢向她解釋「政治犯」的概念。蘇女士認為國家有責任讓像她這樣的家庭見證叛徒受審的宣洩時刻。她想起紐倫堡審判希特勒爪牙的公開審判，心中充滿羨慕。黃某僅需道歉便免於追責的想法，對她而言簡直是種侮辱：「
若檔案未曾公開，他豈非仍能繼續過著安穩日子？」
這批國民黨秘密警察的監控檔案，存放於台北郊區一棟抗震建築內的恆溫保管庫。政府研究人員在此儲存所有從情報機關取得的單一政權時期人權侵害紀錄，統稱為「政治檔案」。
特工們詳盡記錄異議人士的性取向、婚外情與隱秘惡習
迄今彙整的政治檔案若堆疊起來，其高度將近台北最高大樓的六倍。法庭紀錄與安全機關內部通訊的幾乎每頁，都承載著至少一個家庭的沉重記憶。某些檔案裡，還留存著政治犯行刑前勉強擠出的微笑照片，令人心悸難平。
作為政治檔案分支的監控檔案，目前正進行數位化處理。在檔案館內，我目睹技術人員戴著防護口罩與手套，俯身處理脆弱的紙頁，用細刷與鑷子清除生鏽的訂書針，將撕裂的碎片重新黏合。這項工作緩慢得令人心痛。
監控檔案中僅有極小部分資訊對外公開，部分原因在於流程耗時過長。這些檔案並無中央部門統管——研究者必須逐一聯繫曾執行監控的各政府機關，申請查閱其目錄。各機關的檔案往往散亂堆積於塵封的蟑螂橫行的倉庫中。儘管法律明令要求，許多機構仍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交出檔案。迄今研究人員僅取得三萬份監控檔案，實際存量仍屬未知。
台灣政治人物范雲受邀查閱其監控檔案（頂部及上方圖示），發現學生時期曾有多名友人向當局舉報她的行蹤
當TJC終於取得檔案時，他們迅速意識到這項工作絕非單純公開文件。首先，這些檔案對大眾意義有限，因多數資訊已被刪除。情報機構不僅加密線人姓名，更將特工身份徹底封鎖。
檔案內容往往充滿猥褻細節，特工詳盡記錄異議人士的性取向、婚外情及隱秘惡習。某份檔案甚至討論利用「女性心理弱點」來「打擊激進分子」——換言之，就是向女性揭露其丈夫的出軌行徑。正如天真社研究員蘇清瑤所解釋： 「他們想的是：『我們不希望這些男人走上街頭領導反抗政府，而是要他們待在家裡和妻子爭吵。』」
這些八卦細節更棘手之處在於其真實性存疑。特工似乎會為達成工作配額而捏造情報。其中一人向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坦承，他曾假冒某人為線人以完成任務指標。
最終，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決定邀請楊等數名曾遭嚴密監控者查閱檔案。委員會亦允許公眾申請調閱檔案，但這項服務鮮為人知。
「若這些人過去為私利背叛朋友與信念，今日仍可能將我們出賣給中國」
接獲邀請者之一是民進黨籍立法委員范雲。范於1980年代末參與學生民主運動，曾聽過楊文瑤的校園演講。她驚訝發現自己竟遭全面監控，畢竟她直到1987年戒嚴令解除後才真正投入政治活動。出於好奇與些許不安，她前往查閱檔案，想了解當局掌握了哪些關於她的情報。
結果發現長達千餘頁的筆記，詳盡記錄了她長達九年的談話內容、興趣與人際關係，甚至連學業成績都被特務逐一標註。檔案將她描繪成意志堅定的激進分子，並揣測其頑固根源（是否因身為家中幼女而過分受寵？）。
范女士對這番沙發心理學感到好笑。但閱覽筆記後數夜輾轉難眠——當時竟有七八名同學向當局舉報她，而她至今仍無法辨識其中多數人。「我總在想，他們究竟是誰？」她說。「如今又身在何方？」這些人現年應已五十或六十歲，若仍活躍於政壇，此刻應是權勢巔峰。
在國家檔案館，研究人員正費心拼湊前政權秘密警察的監控檔案（由上至下）
政治人物可能名不符實或暗藏私心的疑慮，在臺灣尤為強烈。中國間諜投入龐大資源滲透臺灣社會，去年全臺共有64人因涉嫌為中國從事間諜活動遭起訴。近期針對間諜嫌疑人的掃蕩行動中，至少五名民進黨成員因涉嫌向中國特務提供情報而遭調查。
閱讀監控檔案後，范女士不禁質疑是否還能信任任何人。「若這些人過去為私利便願背叛朋友與忠誠，今日同樣可能出賣我們給中國。」她如此說道。
當黃先生婉拒我的採訪請求時，他解釋不願顯得像在為自己辯護。但楊先生檔案中另一名列為線人的對象同意與我會面。
吳凱明是台北頂尖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的歷史學家。他在楊的檔案中以代號「同志」出現。
我們在他位於市郊的小公寓會面。屋內堆滿他研究期間蒐集的書籍與物品：古地圖、荷蘭船隻草圖、毛澤東金屬雕像。
他們質問吳凱明是否因收受情報人員金錢而感到愧疚。「你不是楊秉傳的朋友嗎？」他們如此質問。
吳凱明自幼被教導要以台灣人身分為榮——這份堅持卻為他招來麻煩。學生時代，他因在課堂上說台灣話而受罰。當時老師將寫著「必須說國語，不准說方言」的告示牌掛在他頸上。老師提出若他告發其他同學便可取下告示牌，但他拒絕了。那樣會使他淪為「告密者」——台灣方言稱之為liàu-pê-á。「被指控為liàu-pê-á是極大的羞辱，」他解釋道。
他後來進入國立臺灣大學深造，楊文瑄在此開設地下歷史課。兩人常流連於同一家書店，尋覓從日本走私的禁書，由此結為摯友。
隨後安格被秘密警察招攬。根據檔案記載，他五度提供楊氏情報，每次皆以金錢作為交換。其主管人員曾註記：該線人因對楊氏言行輕率且酗酒過度，正危及自身地位。「我們已要求台北部門妥善指導安格與嫌疑犯楊氏的往來方式。」另一筆紀錄則指出安格似有經濟困境，建議加強與其聯繫。
吳啟明曾參與楊志明的地下歷史課（上圖及上文）。檔案中將他歸類為情報員，但他聲稱從未收取報酬
2021年，當民主促進會成員前來詢問檔案事宜時，吳啟明才知曉這些檔案的存在。他感覺對方急於抓捕另一名間諜。過程更像審訊而非對話。他們追問他是否協助情報人員在楊家安裝竊聽器，以及收受金錢是否感到內疚。「你不是楊碧泉的朋友嗎？」他們如此質問。
安格深受打擊。時年六十五歲的他臨近退休，平日多在家照料殘疾妻子。他不想像黃志強那樣被公開抨擊。他向審訊者強調自己並未出賣朋友，更不該輕信檔案內容。
吳明德如此描述事件經過：1981年，一名陌生男子接近他，聲稱對吳的女性同學心生愛慕，需要搭訕建議。對方要求在大學校園圖書館附近會面。此處蘊含不祥預兆——數學教授兼民主運動人士陳文鎮，就在同個地點被台灣秘密警察長期審訊後離奇死亡。
安全部門無意提高透明度，尤其當結果似乎加劇台灣內部緊張局勢時
陌生人迅速向安格表明其情報員身份。他告知安格當局已建立厚厚的檔案，但若能提供楊氏情報則可自保。安格驚恐萬分，開始隨身攜帶牙刷牙膏，以防遭突襲拘捕。
不久後，第二名特工開始造訪安格。每當安格與楊喝完酒返家，特工便會現身詢問當晚情況。安格不確定對方是調查自己或楊，但無論如何都試圖客氣應對。他同時將狀況告知楊，並聲稱從未收到酬勞——他懷疑特工私吞了本該給他的錢。
儘管檔案記載相反，楊仍選擇相信吳未曾收賄。兩人至今仍是好友。去年春天我見他們同框時，兩人用台語互相打趣。吳仍稱楊為「老大」（他實際上小楊近十歲），楊則常打斷吳的絮叨責備他離題（「別扯遠了！」）。 安格笑著繼續說下去。
我問楊光，這些檔案是否改變了他對安格的看法。他望著老友：「連他都不信，還能信誰？」
有些人認為檔案問題不在於資訊過度公開，而在於太多真相仍被隱藏。前民主進步黨國防部長蔡明憲認為，除非特工姓名解除遮蔽且所有檔案公開，否則解密行動毫無意義。「這是為了還原歷史真相。」
去年台灣選出新總統賴清德，他呼籲進一步解密。但安全機關仍堅持特工姓名必須保密。許多關乎台灣民眾最想知曉的案件檔案仍屬機密，包括已故數學教授陳文鎮的檔案。
與此同時，民進黨已失去國會多數席次。特調會遭解散，其職能分散至各政府機關。解密程序雖持續進行，但現階段已失去動能。安全機關對提升透明度毫無意願，尤其當解密結果似乎加劇台灣內部緊張局勢時。
各政黨忙於其他事務，或許也擔心檔案中潛藏未爆彈。而大眾對檔案內容的關注度出乎意料地低。父母皆為政治犯的蘇志芬認為，民進黨錯失了追究白色恐怖真正責任的最佳時機：「總有其他看似更重要的事。」
公開的監控檔案實際上更難查閱。過去數年間，任何人都可申請查閱。但2023年修法後，為保護檔案中提及者的隱私，現階段僅限檔案監控對象（若當事人已故則限其後代）可申請查閱或授權他人查閱。 這些檔案將在建立後70年全面公開——屆時檔案中提及者多半已不在人世。
持有大量監控檔案的調查局拒絕了我的採訪請求，亦不願讓我聯繫撰寫安格檔案的調查員。台灣情報機構國家安全局同樣拒絕就政治檔案發表評論。
對被稱為「台灣托洛茨基」的楊文瓚而言，整個解密計畫根本是荒謬之舉。「若早二十年啟動，或許尚具意義，」他坦言。如今此舉只會摧毀曾受威權政權迫害的普通民眾間的信任，而真正的惡徒——那些安全機關首腦與國民黨高層——卻逍遙法外。
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之際，楊志成原被普遍預期將成為民進黨政治人物，但其反體制信念與與生俱來的懷疑精神過於強烈。我與他相聚於他最愛的居酒屋，此處他受如明星般禮遇。路人駐足與他共飲台灣啤酒。他時而啜飲啤酒，時而對台灣政壇提出尖銳批評： 「當候選人盡是些混亂無能之輩，民主與投票又有何用？我只投白票。」
他透露黃建民曾透過中間人尋求原諒，但遭他斷然拒絕：「不想理他，也不願談論此事。」
我問他是否後悔翻閱過案卷，他聳聳肩。糾結此事毫無意義。但當我問及現階段應如何處理這些檔案時，他語氣堅決：「燒掉。」■
蘇艾麗絲為《經濟學人》國際特派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