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贝尔·伯莱
贝贝尔·伯莱,推倒柏林墙的艺术家,逝世于9月11日,享年65岁 她几乎从不畏惧。在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的铁腕之下,其他人退缩了。而她,却用虚弱但冰冷的声音嘲笑他们:她说,她有洞穿荒唐者的慧眼,使她在精神上远离那些“残忍、冷酷、傲慢的杀人狂”。“总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你们永远不会,”她曾向一个审讯者怒吼道。 她说的没错。1945年,伯莱出生在柏林的废墟之中,她的童年在祖国的战后分裂当中度过,当时的德国被分成西部(不久,西德建立),和自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苏占区。但到最后,却并非蛮横的共产党造就了这个倔强的小画家。而是她造就了共产党——和他们的灭亡。 早年在工业和教育领域多次碰壁后,她在30多岁时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她的杰作是一些色彩明亮,线条灰暗愤怒的画作,一些是抽象画,另一些则有象征意义。她说她的灵感来源于凯绥·珂勒惠支,魏玛共和国时期杰出的激进和平主义画家和版画复制匠,战后东德备受尊崇的人物。东德政府对她的作品青眼有加:她多次获奖,有一次赢得了去苏联旅行的机会。但这个理想中的乌托邦,却如此阴暗昏庸,令她震惊。她青年时代的社会主义理想,早已在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口是心非中危若累卵,在1980年,她的信仰终于崩塌,幻化成激烈的反抗。 她和共产主义世界的其他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不同:并非是她的作品激怒了当局,而是当局激怒了她。她的目的绝不是攫取权力或者制定什么大计划,而是拯救她的祖国,使其人民自己思考和反抗:用她朋友的话说,就是用她的“小我”来打击国家强加的“大我”。 伯莱的抗议开始于她对华沙条约组织的反对,她响亮而轻蔑地回绝了对这台战争机器的义务:为准备来自西方势力的核打击,接受战场急救人员的训练。她认为完全不应该征召女性入伍,为了倡导这个理念,1982年,她建立了妇女和平组织。 她所在的反对派势力微薄,成员基本来自于新教教会的几个教区,被史塔西严重渗透,其领袖有系统地被流放到西方,更加削弱了他们的实力。当局采用了老套的报复手段。她被官方艺术家协会扫地出门,之后因为给参与西方裁军运动的朋友传递信息,被认为“叛国通敌”,监禁6周。她被禁止在任何画廊展览作品。她的儿子不能参加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因而不能上大学。即便如此,她仍然安之若素,继续从事绘画和鼓舞人们反抗。 一开始,似乎一点希望都没有。东柏林政府之所以屹立不倒,不仅因为其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和庞大的线人网络,也因为其对媒体的铁腕控制,以及从微妙隐蔽到血腥暴力的多种镇压手段。而且,东德人看起来都安于现状。民主,和伯莱热衷的另一理想,非军事化一样,华而不实。 只有一次,东德政权动摇了她的决心,1988年,政府说服她离开东德,到英国住6个月。她在英国整天抽烟,房间里乌烟瘴气,而英国的接待者还是看出了她热情而迷人,顽固而易怒的一面。她找了个借口,回到东德,本以为她一去不返的当局十分气恼。 但这次轮到当局放弃了,而非伯莱。失去了苏联靠山,经济失败信心全无,也没有了痛下杀手的决心,1989年末,政权在几周之内分崩离析。在新兴起的新论坛反对运动中,她和朋友发现权利唾手可得,于是便开始掌权。她并没有谋划过攫取权力,但她想推行人格尊严、公民勇气和独立思想的理念在她脑中占得上风。至少有几周时间是这样的。 革命的大潮比伯莱想要的来得更快,波及更广。她不想仅仅将民主德国并入西德,而是想建立一个更好的,不同于西德的政权:少些贪婪,多些人性,街上的却贝特(译注:平民轿车)多于奔驰。“东德需要自己的生活方式,”她想必会如是说。但人民不这么想。事实证明,购物、旅行和钞票远比理想主义更诱人。 是时候离开了 对此伯莱很伤心,但她并没有抱怨。虽然她热衷的是民主而非资本主义,但后者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她也只有接受。两德合并差强人意,她说:“我们要的是正义,得到的是法制。”也不错,但还是不太一样。伯莱是一个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一次她在柏林破旧的普伦茨劳贝格区的家中,请来了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让友人大为吃惊。但她是真的喜欢那个地方的融洽气氛,厌恶后搬过来的雅皮士在门上装“铜门铃”破坏了气氛。 合并之后,伯莱致力于让史塔西得到应有的处置,她长期留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保存文件,保证所有人都能看到。但之后她放弃了这件事,开始在前南斯拉夫做慈善工作,在此期间她不断修正自己的和平主义理念。虽然她的采访和演讲并不引人注意,但她是西方经济、政治和精神缺陷和过错的尖锐批评者。“穿着时尚,面无表情,”她说道。
089 Obituary - Barbel Bohley.mp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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