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2010年9月30日文章 人们经常认为,大量士兵与平民被工业化杀戮机器击杀的现代机械化战争是于1914年的法兰德斯战场上拉开序幕的。不过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它于此前60年便已在黑海北岸恐怖地降临人间。鉴于其参战方是当时领先的欧洲列强,克里米亚战争肯定是19世纪下半叶意义最为重大的一场冲突。如果将病死者包括在内,则至少有七十五万人死于这场战争,其中三分之二是俄国人,此外,它也在其所波及的各国引发了重大的社会与文化变革。
这场战争的标志性事件(即对俄国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历时一年的进攻)体现着高科技效率:围攻者每天发射多达75000枚炮弹,可谓“震慑”的早期版本。而诸如《泰晤士报》的威廉•拉塞尔(历代战地记者的开路者)等记者,也以毫不留情的忠实笔触,将战争给人们造成的伤亡情况快速地转告给国内公众。当俄国人最终放弃塞瓦斯托波尔时,他们丢下了大约三千名伤员,对这些伤员的境况,拉塞尔以令人恐怖的细节加以了描述:(他们)伤口里爬着蛆,断肢刺穿皮肉。 尽管有着种种现代特征,但这场战争对于参战列强而言也是一场“圣战”。当试图厘清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时,领导者们善用带有宗教色彩的说辞,而普通士兵和水手则进行祷告。这或许就是伦敦伯克贝克学院历史学家奥兰多•菲格斯在其著作英国版的副标题——“最后的东征”中所表达的含义。他的著作反映了这场战争对于参战者所具有各种意义的奇特混杂。菲格斯将这场冲突置于更为宽广的背景之中:即英国遏制俄国扩张的决心(法国也持这种态度,不过稍有保留),以及在伊斯兰与东方基督教势力的斗争中帮助前者的决心。 没错,最后一点正确无误。克里米亚战争(以及以该战争为一部分的俄国-土耳其在更长时期的冲突)的重大历史吊诡之处在于:圣公会英国以及罗马天主教法国与伊斯兰苏丹-哈里发结盟,联手对抗视己为世上最后一脉真正的基督教帝王的沙皇们。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西方基督教大国决心不让穆斯林失去对伊斯坦布尔的占有:一首英国音乐厅歌曲这样齐声唱到,“俄国人不应得到君士坦丁堡”。 在这场奇怪的宗教博弈中,不同参与者是如何向本国虔诚的臣民们进行解释的呢?对于俄国和土耳其的神权体系以及两国敬畏神明的士兵们来说,原因相当简单:他们分别在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战。 你或许会认为,对于英国教会以及法国天主教教会而言,解释他们对于伊斯兰王权的支持将更加困难。而事实上,他们发现建构必要的论证颇为简单。首先,英法两国教士将俄国东正教妖魔化为一种半异教信条。其次,他们坚称在某些特殊领域,奥斯曼帝国在对待其基督教臣民方面比沙皇更为友善。(奥斯曼人容忍新教传教士,只要这些福音派将寻觅信徒的范围限定在东正教基督徒之中)。 在1854年春天,当克里米亚战争正式打响时,一位圣公会教士宣称俄国东正教如“罗马天主教自身一样亵渎神灵、败坏士气且缺乏宽容”。那么,还有什么选择能比与伊斯兰教以及罗马天主教势力联手清理这种可怕的渎神行为更自然的呢?与此同时,一份法国报纸警告说,俄国人希望“使我们转信他们的异端邪说”,他们代表着对所有天主教徒的一种特殊威胁。 正如菲格斯所回忆的那样,西方基督教势力与奥斯曼穆斯林之间在策略层面上的友谊有其局限之处。诚然,与基督教东正派农民朝圣者那种旺盛的信仰相比,前往圣地的英国使节在贵族式的奥斯曼帝国执政者身上,或许能找到更多的相似之处。不过,并非所有穆斯林突厥人都为被西方大国接纳并被誉为基督教之友而欣喜不已。当1856年苏丹屈从西方压力,赋予基督徒一定程度的平等时,在奥斯曼帝国全境,都出现了来自伊斯兰权势阶层的反击。 这是一段复杂的故事,菲格斯生动地将其娓娓道来。也许对于任何一位着手将历史进程表现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角力的现代文明斗士而言,本书都可作为令人清醒的良方。 图书信息:
《克里米亚战争:最后的圣战》
奥兰多•菲格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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