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21]金融市场评论专栏：引擎故障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2010年10月21日文章

 

工业革命与许多因素相关。然而矿物燃料的应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他使经济与人口增长跃上了新的台阶。因此当下这些燃料开采的成本上升理应引发相当大的忧虑。

直至18世纪，人类的产出仍受制于人（及家畜）的体力以及砍伐树木的数量。矿物燃料促成了生产力的大发展。

经济学家报前记者，卡托研究所的马特•里德利的最新文章认为，煤炭在帮助工业革命可持续性上相当重要。“矿物燃料是唯一不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能量源，”他写道，“与木材、水源及风能对比鲜明，开矿越多，价格越便宜。”另一优势在于其供给十分丰富。里德利估计，至1830年止，英国每年消耗的煤炭能源总量相当于1500万英亩的森林，相当于威尔士的三倍大小。

20世纪后，石油代替煤炭成为廉价燃料的选择。其影响深远，尤其在于运输方面。试想你的日常生活有多依赖能源——开车上下班，取暖以及为家庭及办公室提供照明，钢结构或砖结构的房屋建造时都需要消耗能源，运送超市食物的运输成本也难逃其外（还需要能源用来烹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很自然，人们会优先开发最便宜的能源，例如沙特阿拉伯易于开采的石油储备。现在的问题并非世界已无能源可采，而是开采新能源变得更昂贵了。

关键比率是“投资单位能耗的能源回报”。德利万邦经纪人蒂姆•摩根的分析估计1970年代探明的石油，其每单位投资的回报是其本身的30倍。数字本身比1930年代探明的石油要远远低效的多，那时的比率接近100比1。现在探明的石油及气矿，譬如海底储备，其回报率介于16比1至20比1之间。其他如沥青砂及乙醇等生物燃料的能源回报倍数仅有个位数。

沥青砂及生物燃料仅占全球能源消耗的一小部分。无论如何，鉴于传统方式的能源产品正逐渐减少，新能源的高成本将缓慢抬高能源的平均成本。瑞银的安德鲁•李在新书《风雨欲来》中写道，他认为全球投资单位能耗的能源回报的全球均值在20上下，亦即占全球GDP的4-5%。李认为该比率在下个十年中将跌至5左右，这意味着能源所占GDP的比重将翻四番。或许这一预测过于极端。但已是大势所趋。若将世界比成一家大公司，其资本报酬率的下跌在所难免。

第一次大的石油危机发生于1970年代，当时OPEC的出口禁运与滞涨不期而遇。1990年代，油价跌至每桶10美元，燃料成本的经济影响因此被忽视。发达经济体开始从制造业转移至以服务业为主。有人认为：单位能源的GDP产出也因而相应上升。然而2008年7月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147美元，这无疑使近来的衰退雪上加霜，就如在信心本已低落之时，又对西方消费者课以新税。

然而，能源价格的上涨源于需求的提高。开采成本的急剧提高对全球经济的生产力存在负面作用。该问题在欧洲尤为显著，他们已然需要面对人口结构的压力。法意德三国的工作适龄（15-64岁）人口数量将在未来十年中逐步减少。而当工人减少时，GDP增长将更依赖于生产力的提高。

某种廉价及大储量的能源可能被开发出来——譬如，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显著得降低。高昂的能源价格会妨碍经济活动，同样也能够刺激替代能源的开发投资。然而在这之前，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人们不得不去适应高价能源。这是全球经济仍可避免的逆风。